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出任貢舉考試的主考官。當時的考生崇尚一種號稱「太學體」的文風，作文以新奇相尚，鉤章棘句，險怪艱澀。歐陽修對此深為不滿，決意借主考之機，撻罰那些為時譽所推而選在高第的考生們。當時有一名從國學推舉上來的優等考生，平素專作怪險之語，在士人學者中頗有聲望。他在考試中作文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歐陽修看後便在此文下詼諧地續寫道：「秀才剌，試官刷」。然後用大紅筆從頭至尾將考卷塗抹掉，並在旁邊批上兩個大字：「紕繆」。同時，凡作類似文章的考生統統都在被黜之列。那些被黜的時文高手很是不服，在發榜之後群聚詆斥，專門在歐陽修早朝的路上等著圍攻他，更有甚者作《祭歐陽修文》投至其宅。考場文風的變化對整個社會文風起到重要的導向作用，因此雖然歐陽修遭遇了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但他倡導平澹典要文風的努力，不久就收到很好的效果，「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影響的曾鞏、蘇軾、蘇轍、程顥、張載、呂惠卿、曾布等人，都是經歐陽修慧眼識珠，大力提拔才脫穎而出的。因而歐陽修主考貢舉的嘉祐二年，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有標識意義的年份，它標誌著中唐以來的古文運動取得了最終勝利。
嘉祐二年的勝利看似偶然，其實傾注了歐陽修大半生孜孜以求的心血。中唐以後興起的古文運動，經過韓愈、柳宗元等人的大力倡導和實踐，已取得很大成績，形成散文的優良傳統。但到了晚唐、五代時期，浮靡的駢儷之文又重新得勢，宋初的一批士人曾力圖改變這種狀況，但未能扭轉文風。這一時期的「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徘優之辭。」歐陽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肩負起領導第二次古文運動的歷史重任的。
歐陽修十多歲時，曾在隨州李家存放舊書的籮筐裡發現韓愈文集，文集雖已殘缺不全，歐陽修卻如獲至寶，愛不釋手，用心研讀，「讀而心慕焉，晝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賾，必欲並轡絶馳，而追與之並」。早年對韓愈的學習和摹仿，為歐陽修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基，也為他能夠創作出足以表率當時的「古文」奠定了堅實基礎。韓愈文從字順的文風，在歐陽修的散文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歐陽修高中科舉，名重當時，他「獨能擺棄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文章一出，天下士皆嚮慕，學之猶恐不及，使得一時文風大變，「四十年間，天下以為模範。」
歐陽修在文學上之所以能夠取得很高的成就，與他對自己的創作一向精益求精是分不開的。他常常把寫成的文字，「貼之牆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歐陽修自己也說過：「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他對寫文章從不敢大意，「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即使是到了晚年，他仍然在改定過去的文字時「用思甚苦」，他的妻子說，何自苦如此，難道還要怕先生責怪嗎？歐陽修笑著回答：「不怕先生責怪，卻怕後生笑。」歐陽修反對華而不實、繁縟堆砌的文體，但他並不一概地排斥駢文，而是努力吸收駢文長於修辭的優點，並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上。實際上，歐陽修早年為了應試科舉，也曾潛心學習駢體文，在語言文字的聲律音韻方面下過很深的工夫，可謂「早工偶麗之文」，但他始終強調作文時，對題材的取捨剪裁要意深言簡，有高度的概括力，在藝術表達上則要寫得生動形象，於含蓄中寓有褒貶，這個原則歸納起來就是「簡而有法」。
文風的變革不單純是文體的變革，從駢體改為古文，更重要的在於內容的變革。歐陽修領導古文復興之時，正是范仲淹等人倡導的政治革新浪潮湧動之際。他們相互呼應，互相配合，使得歐陽修的創作貫穿著古文運動的思想精髓——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其中有二層意義，一是歐陽修主張「先道後文」。用他自己的話說，「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所謂文，必與道俱」，「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二是歐陽修把文風的變革與宣揚儒家之道聯繫起來，把變革社會的政治實踐放在第一位。「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宋仁宗景祐年間，歐陽修在《與黃校書論文章書》中指出：「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葢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歐陽修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實踐的。像其著名的《朋黨論》、《與高司諫書》、《准詔言事上疏》、《本論》等代表作即是慶歷新政前後的戰鬥檄文。不言而喻，經世致用思潮是促成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它首先是通過這一時期的古文創作和古文理論表現出來的。而這一時期的政治革新就是經世致用思潮最充分的實踐，歐陽修的政論文也就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在變革文風的過程中，歐陽修不僅自己努力創作，而且團結同道，獎掖後進。宋仁宗初期，歐陽修與「力為古文」的石介、尹洙、蘇舜欽等人一道「議論當時事，迭相師友」。歐陽修平生以提拔賢材為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對於後起之秀，歐陽修不僅不嫉妒，反而為新人的出現感到歡欣鼓舞。在曾鞏拜其為師時，歐陽修說，過其門者百千人，獨於得鞏為喜。後來歐陽修讀了王安石的詩文，為其才氣嘆服，即贈詩以李白、韓愈來稱許王安石；蘇軾、蘇轍等更是經歐陽修的推譽而「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歐陽修在給梅堯臣的信中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那種愛才、讓賢之心溢於言表。歐陽修對於曾鞏、王安石、蘇軾等後學的識拔和培育，在當時文壇上留下一段佳話，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北宋前後相繼、蔚為大觀的散文創作的新面貌。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在潁州（今屬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萬卷藏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張琴、一局棋和一壺酒，溘然長逝。蘇軾評價其文時說：「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誠為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