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生沒有正式學歷。這在世界各國的外交部長中極為罕見。
在「文化革命」期間，作為一個電錶廠的工人，他被「選拔」到中國外交部的「出國學習集訓班」。這種「培養」外交人員的「革命方式」同毛澤東的極左政策是高度吻合的。這個短期「集訓班」只有五個月，除了集訓外語，更要集訓「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鬥爭。這樣的「集訓」內容是令人失望的。
五個月的突擊「集訓」結束後，他被中國外交部「選派」到英國學習。這一學習持續了不到兩年半。這種學習屬於「進修」性質。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融入現代文明，而是為了運用所學的英語和國際關係知識更有效地抵禦西方的「反共反華」。從1975年6 月起，他開始在中國外交部做職員。此時「文化革命」仍然沒有結束，外交部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的積極執行者，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正在努力追隨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極左的政治立場。楊先生的「外交生涯」的起點是令人沮喪的。
像楊先生這種文化背景和工作背景的職員，在中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後，似乎不應該得到重用。然而，實際情形正相反。中國的外交部一直是左傾思想的櫥窗，一直是培植保守分子的苗圃。楊先生在外交部的官僚階梯上迅速上升，1998年成為外交部副部長，2000年底至2004年底還擔任過最重要的駐外使節－駐美國大使，後來再次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人們在這些高級職位上僅僅看到了一個謹小慎微的外交從業人員，完全看不到任何創見、任何新意、任何業績、任何現代外交風采。
現在，楊潔篪先生成為了一個大國的外交部長。這使人深切地懷疑中國外交的品質。這樣一種唯唯諾諾的職員型的外交部長，只可能跟從中共領導層的錯誤的對外方向：繼續掩護北朝鮮（NorthKorea）的核武器開發，繼續暗中幫助伊朗（Iran）尋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及其運載工具，繼續偏袒蘇丹（Sudan）政權的反人道主義罪責，繼續支持緬甸（Burma）軍人獨裁政府，繼續聯合俄羅斯（Russia）爭奪全球戰略利益，繼續夥同古巴（Cuba）、委內瑞拉（Venezuela）、白俄羅斯（Belarus）抗拒世界的自由民主潮流。
世界各大國的外交部長，或者是一個戰略家，或者是一個政治家，或者是一個政黨的領導人。沒有一個大國的外交部長是從最低層的外交職員升遷上來的。因為大國的外交部長是一個戰略性的職務，是一個政治性的職務，是一個有世界性影響的職務，而不是一個職員性的職務，不是一個技術性的職務，不是一個官僚性的職務。然而，將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外交部長都是從最低層的外交職員升遷上來的：1988年至1998年的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是這樣升遷的，1998年至2003年的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是這樣升遷的，2003年至 2007年的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是這樣升遷的，如今楊潔篪先生還是這樣升遷的。他們在本質上只是拘謹而暗淡的外交辦事人員。
一個更有意義的問題是：中國領導層內有沒有人懂得外交？答案不是令人欣慰的。中國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四十歲以前，一直工作在邊遠而閉塞的甘肅省的水利部門和建築部門，那裡與外交無緣。他後來所從事的團的工作和黨務工作，也離外交甚遠。中國的總理溫家寶四十歲以前，則一直工作在甘肅省的艱苦的地質部門，他後來主要從事行政工作和經濟工作，都不涉及外交領域。當他們六十歲時終於走上了主要領導職位後，開始學習外交已經為時過晚了。一個自稱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其主要領導人卻不熟悉外交事務，對冷戰後的國際形勢缺乏全面的準確的認識，無疑是重大的缺憾。而這些領導人一再起用外交職員充當外交部長，不是緩解而是加深了這一缺憾。
三年前，中共領導層煞有介事地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後來的情況表明，中共的執政能力不是在「加強」，而是在衰減：中共的高級官員不但存在著明顯的劣質化趨向－大量的保守分子、大量的腐敗分子、大量的違法亂紀分子不斷充斥其間，而且存在著明顯的低質化趨向－大量的文化低下者、大量的平庸無能者、大量的幫派活動者不斷登上高級職位。楊潔篪先生能夠擔任外交部長就是中共的執政能力衰減的最新標誌，也是中國的高級官員低質化的最新象徵。
在中共頑固地堅持僵化的一黨專制的條件下，在中共狹隘地排斥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政府領導人和由民選議會決定政府組成人員的條件下，在中共自私地拒絕政權向大眾開放和引進高級公職的黨外競爭的條件下，中共的執政能力還將衰減下去，中國高級官員的劣質化和低質化還將持續下去。這樣一種破敗的執政狀態得不到人民的認同，也得不到國際社會的首肯。
2007年4月28日
来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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