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一群上海、重慶、成都等地知青在雲南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悄悄的發起了一場要求回城的行動。這個行動最後導致了雲南西雙版納5萬多知青全部回城，並引發了全國幾千萬知青的回城潮。
現在能夠找到的官方回憶錄版本，大多數是描述事件發生的過程，極少談到這件事情的實質：一次成功的有組織的維權運動，儘管當時還沒有維權這個名詞。那次行動的特點之一就是高度的組織性，而這又是大多數回憶錄裡都沒有提到或者是故意避開的。想像一下，在文革剛結束兩年的1978年，在被認為是邊疆地區而又高度控制的准軍事單位生產建設兵團，任何有組織的爭取權利的活動會被理所當然的被當作階級鬥爭新動向和反動組織「消滅在萌芽狀態」，不可能發展到幾個農場總罷工的規模。
還有一個沒有被提到的傳說是，當中央同意雲南建設兵團的知青只要願意就可以回城的消息傳開的時候，整個行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接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國營農場、軍墾農場知青的邀請信，請他去「指導罷工事宜」。這是我在79年聽一個在雲南的知青同學講的，可信度應該高於幾年或幾十年後發表的回憶錄。
30年一轉眼就過去了。今天的新聞是通過網路傳播的。就在不久前，媒體、網路都在報導、傳播重慶一戶居民拒絕接受不合理的賠償堅守已成孤島的房子的重大新聞，幾天後，中共的新聞管制部門顯然成功的消除了傳統媒體和網路上關於這一事件的報導和討論。不過，另一項進展正在悄悄地進行。成都拆遷戶在中國泛藍聯盟代表的陪同下，專程前往重慶觀摩並學習交流抵制強力拆遷的經驗。儘管重慶這家房主和開發商達成補償協議搬離，房子也在當天被拆除，可以預期的是，這種類型的學習交流還會在更廣的範圍內進行。
在這一方面，今天的拆遷戶面臨的無奈、絕望和30年前的知青幾乎沒有什麼不同，普通中國人的人權狀態30年來沒有任何進步。所不同的是，當年的最高當權者自己也剛從文革被整的情況下翻過身來，清理文革舊帳的願望、目標與知青要求回城的要求即使不一樣，至少也是大致朝著同一方向而沒有特別大的衝突。而今天，整個統治集團及其各地的代理人就是造成拆遷戶苦難的根源，兩者利益是根本衝突的，任何對拆遷戶的讓步都會減少當局者的暴利。
今天的拆遷戶所面臨的困境實際上要比當年的知青大得多。當年的知青，至少還可以進京上訪。今天的拆遷戶，被自上而下的《信訪條例》、各地官府派出的截訪人員圍追堵截，加上任意勞教、判刑，逼的幾乎沒有一條出路。今天，席捲全國瘋狂的城市擴建重建毫無減弱的跡象，而被拆遷的居民卻再也沒有當年知青萬眾一心要回城的環境和決心了。「釘子戶」的名稱，除了反映拒絕接受搬遷條件的意願，更多的恐怕是反映了孤軍奮戰的無奈。再說，即使有成千上萬人同時拒絕搬遷又能如何呢？廣東東洲血案和四川漢源鎮壓就是前車之鑒。
如果三十年的時間和幾十倍的經濟發展仍然不能使社會底層的民眾的狀況有些許的改善，如果今天的民眾維護自己基本權利的狀況比三十年前還要惡劣的多，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可以盲目的相信在同一個中共的「領導」下「明天會好起來」的空洞許諾呢？
聯繫、學習、取經固然有必要，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只要對這個剝奪人們基本權利的政權還繼續抱有希望，就是在認可對自己權利的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