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3-28 00:23:11作者：
大概是去年12月16日，我應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欄目組邀請，去參加《村裡的大片》的節目錄製。節目組聯繫我時很「緊急」，是12月15日下午4點多，「實話實說」編導助理給我打電話，先問我是不是中央某媒體的記者，我說不是，後來又問我是什麼身份，我當時納悶，就說沒什麼身份，他說你是中國作協的會員吧，我說是。他接著說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寫的《一千個知名導演不如一個普通農民》，覺得非常精彩，希望我能做他們這期節目的「特約嘉賓」，請我去現場發表意見，我聽後開玩笑地問他：「你們央視請人去訪談還要看身份？」後來這位助理要我的電話，沒過多久，一位叫吳洪林的人和我通話，他說他是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中心的新聞評論部的工作人員，也就是「實話實說」欄目的策劃記者，我們大致說了一下「如何說」的問題，他當時說：「你儘管實話實說，不要有顧慮就好。」我當然不會有什麼顧慮，既然讓我說實話，那我一定會說大實話。當時我正在外地出差，我說我不方便去參加這個節目，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說，可是吳記者說希望能幫幫忙捧個場。聽了這句話，我爽快地答應了，因為要談到我所寫到的內容，我的確想去說些實話，於是我12月16日到了北京，當天晚上就去了央視梅地亞中心的錄製現場。
節目錄製前編導在和現場觀眾交流，又是玩笑又是唱歌。我見到了吳洪林，他禮貌地和我握手，並拉著我讓我坐到了觀眾席的最前排的最中間的位置，他告訴我，這一排有6個「特約嘉賓」。節目開始之前，吳洪林前後有3次過來和我打招呼，這讓我非常感動。節目開始了，首先登臺的是頒獎嘉賓周元強，他是個農民導演，每次讀完頒獎評語都會讓現場氣氛活躍起來；其次是一位叫王新全的農民導演，他拍的《藏馬山傳奇》獲得了這期節目頒發的「最佳特技獎」，我之所以提他是因為這期節目中我就為他的電影說了一句話，也是我那天說的最後一句話；最受我關注的是《爸爸，我不該騙你》的編劇許艷麗，當時就她一個人做為代表也來到了現場，我為她的電影準備了一肚子的話，可是一句也沒有機會說出來。
談到王新全的電影時，當我聽到他說自己借了多少錢又欠了多少債，拍這些武俠神話類電影又多麼多麼不容易時，我說：「祝賀你獲得了中央電視臺頒發的‘最佳特技獎’，不過我還是不明白，要論特技，你的這部電影中體現出的特技無論如何也無法超越國內外任何大片中的特技，既然你是一位農民，又生活在農村，你為什麼不拍一些你熟悉的生活？」，當時現場被我這一句弄得很「尷尬」，主持人和晶趕忙說：「你提的問題很尖銳。」王新全沉默了一會兒就開始回答我的問題，結果是答非所問，我也不知道他說了半天都在說什麼。其實在現場看了他的電影片段就體驗到這種強烈的不滿和失望，我還想說那是什麼電影啊，用輕飄飄的情節包裹的是經不住細究的虛假；用時尚化的事像承載的是了無意趣的陳舊，加上淺薄和庸俗，就使央視「實話實說」有理由將它當做熱鬧一時的新聞話題，也有理由讓我把它看成是轉瞬即逝的電影幻像。王新全的《藏馬山傳奇》在我看來缺乏充分的真實感，當然這是我們時代的許多電影最嚴重的殘缺和病象，雖然從形式上看，這些令人失望的電影也許不乏一種外在的巧妙與機智，但是它們在內容上顯示出來的卻是無可救藥的虛假與空洞。
在後來的錄製過程中，也許是怕我的話「太尖銳」，我先後有6次要說話，6次被和晶制止了，其中有一次話筒都到我手上了，和晶說：「先坐下，先不要說，你最後再說。」因為我確實想為許艷麗的《爸爸，我不該騙你》說上幾句話，我覺得就她的電影還是值得表揚的，她們一家人都不容易，拍了這部電影感動了很多人，我們需要這樣的電影。正如我在博客上所寫的那樣：「農村題材曾經是中國當代影視和文學敘事的重要內容，但是真正地創作和拍攝出農民的眼中之淚與心中之血的作品還是少之有少，雖然這兩年確實出了幾部響動較大的影視作品，但意義和趣味上的窳敗使它雖然獲得了名不副實的讚譽和獎賞，卻無法獲得藝術上的成功；相比之下，農民許明文自拍的電視劇《爸爸，我不該騙你》的出現就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可是我等到節目最後，和晶也沒有讓我說話，後來她讓大家看電影，這期節目也算是結束了。想說的話沒有說出來，那晚上我心裏悶的慌，我給吳記者聯繫，他一直沒有回應，我知道他也是個小記者，和我一樣沒有太多「說話」的權利，於是我也就沒再問過這件事。
《村裡的大片》在「實話實說」節目播放了，那天我從頭看到尾，我發現我僅說的一句話也被剪掉，所有關於我的鏡頭全被剪了，至少有20多個鏡頭畫面，我隱約能看到我的背影。再後來，我接到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欄目組某人的簡訊，像是給我道歉，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在現場那麼尖銳，畢竟節目是「正面地表揚和鼓勵那些農民導演」，我啞然。即便是農民導演，我們也要做到該鼓勵時要鼓勵，該批評時也要批評，要給他們正確的引導或建議，尤其是農民導演，既然負債拍電影為了什麼？我們多次說過，如今的電影太虛幻，脫離了生活和群眾，建議導演扎根於土壤，回歸於大地，何況這些農民導演，既然生活在農村，又有那麼多真實的體驗，為什麼不去拍一些自己熟悉的生活題材呢？難道非要對他們進行表揚和鼓勵？也許實話批評對他們來說要比虛偽的讚美他們更重要。
我認為央視「實話實說」作為一個「對話」欄目，首要原則是必須如其所是地說真話，這就要求央視「實話實說」必須給人們說真話、說實話的自由，很遺憾，也很不幸的是，我看到的央視「實話實說」從來就是一個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電視節目，它要求人們必須服從一種絕對權威的聲音，只要是踏入它的地盤那就必須要聽它的話，無論你是誰，都必須將自己的個性伸展和想像衝動納入到合乎主宰話語規範的模式中來。「實話實說」既然是一種「對話」，它就要求主體之間必須呈現出一種分離甚至對立的關係形態，而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才有利於人們在不同的價值和趣味的碰撞和衝突中，更全面地觀察問題，更充分地討論問題。
而央視的「實話實說」從來就是一個虛榮又虛假的電視節目，從主持人到現場編導都戴著虛偽面具，它掌握著絕對的話語獨霸權，名曰「實話實說」，而實際上它根本就不讓你實話實說，甚至根本就不讓你說實話，而我遇到的情況是，它根本就不讓我說話；別看現場足有百餘觀眾，其實那是在現場編導的指揮下在演戲，觀眾見到台上坐著的「名人」，除了虛假地鼓掌與喝采，除了虛假地誇讚和恭維，就是保持可恥的沉默，觀眾被上述的外在的異化力量主宰著，我們無奈地順從它的擺佈，因為我們沒有能力，確切地說應該是我們沒有自由拒絕它的奴役。
再後來，每當我看到「實話實說」節目就心裏犯嘀咕：你們是什麼「實話實說」，每期都在「實話實說」，這裡面到底有多少實話？
節目錄製前編導在和現場觀眾交流，又是玩笑又是唱歌。我見到了吳洪林，他禮貌地和我握手，並拉著我讓我坐到了觀眾席的最前排的最中間的位置，他告訴我，這一排有6個「特約嘉賓」。節目開始之前，吳洪林前後有3次過來和我打招呼，這讓我非常感動。節目開始了，首先登臺的是頒獎嘉賓周元強，他是個農民導演，每次讀完頒獎評語都會讓現場氣氛活躍起來；其次是一位叫王新全的農民導演，他拍的《藏馬山傳奇》獲得了這期節目頒發的「最佳特技獎」，我之所以提他是因為這期節目中我就為他的電影說了一句話，也是我那天說的最後一句話；最受我關注的是《爸爸，我不該騙你》的編劇許艷麗，當時就她一個人做為代表也來到了現場，我為她的電影準備了一肚子的話，可是一句也沒有機會說出來。
談到王新全的電影時，當我聽到他說自己借了多少錢又欠了多少債，拍這些武俠神話類電影又多麼多麼不容易時，我說：「祝賀你獲得了中央電視臺頒發的‘最佳特技獎’，不過我還是不明白，要論特技，你的這部電影中體現出的特技無論如何也無法超越國內外任何大片中的特技，既然你是一位農民，又生活在農村，你為什麼不拍一些你熟悉的生活？」，當時現場被我這一句弄得很「尷尬」，主持人和晶趕忙說：「你提的問題很尖銳。」王新全沉默了一會兒就開始回答我的問題，結果是答非所問，我也不知道他說了半天都在說什麼。其實在現場看了他的電影片段就體驗到這種強烈的不滿和失望，我還想說那是什麼電影啊，用輕飄飄的情節包裹的是經不住細究的虛假；用時尚化的事像承載的是了無意趣的陳舊，加上淺薄和庸俗，就使央視「實話實說」有理由將它當做熱鬧一時的新聞話題，也有理由讓我把它看成是轉瞬即逝的電影幻像。王新全的《藏馬山傳奇》在我看來缺乏充分的真實感，當然這是我們時代的許多電影最嚴重的殘缺和病象，雖然從形式上看，這些令人失望的電影也許不乏一種外在的巧妙與機智，但是它們在內容上顯示出來的卻是無可救藥的虛假與空洞。
在後來的錄製過程中，也許是怕我的話「太尖銳」，我先後有6次要說話，6次被和晶制止了，其中有一次話筒都到我手上了，和晶說：「先坐下，先不要說，你最後再說。」因為我確實想為許艷麗的《爸爸，我不該騙你》說上幾句話，我覺得就她的電影還是值得表揚的，她們一家人都不容易，拍了這部電影感動了很多人，我們需要這樣的電影。正如我在博客上所寫的那樣：「農村題材曾經是中國當代影視和文學敘事的重要內容，但是真正地創作和拍攝出農民的眼中之淚與心中之血的作品還是少之有少，雖然這兩年確實出了幾部響動較大的影視作品，但意義和趣味上的窳敗使它雖然獲得了名不副實的讚譽和獎賞，卻無法獲得藝術上的成功；相比之下，農民許明文自拍的電視劇《爸爸，我不該騙你》的出現就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可是我等到節目最後，和晶也沒有讓我說話，後來她讓大家看電影，這期節目也算是結束了。想說的話沒有說出來，那晚上我心裏悶的慌，我給吳記者聯繫，他一直沒有回應，我知道他也是個小記者，和我一樣沒有太多「說話」的權利，於是我也就沒再問過這件事。
《村裡的大片》在「實話實說」節目播放了，那天我從頭看到尾，我發現我僅說的一句話也被剪掉，所有關於我的鏡頭全被剪了，至少有20多個鏡頭畫面，我隱約能看到我的背影。再後來，我接到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欄目組某人的簡訊，像是給我道歉，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在現場那麼尖銳，畢竟節目是「正面地表揚和鼓勵那些農民導演」，我啞然。即便是農民導演，我們也要做到該鼓勵時要鼓勵，該批評時也要批評，要給他們正確的引導或建議，尤其是農民導演，既然負債拍電影為了什麼？我們多次說過，如今的電影太虛幻，脫離了生活和群眾，建議導演扎根於土壤，回歸於大地，何況這些農民導演，既然生活在農村，又有那麼多真實的體驗，為什麼不去拍一些自己熟悉的生活題材呢？難道非要對他們進行表揚和鼓勵？也許實話批評對他們來說要比虛偽的讚美他們更重要。
我認為央視「實話實說」作為一個「對話」欄目，首要原則是必須如其所是地說真話，這就要求央視「實話實說」必須給人們說真話、說實話的自由，很遺憾，也很不幸的是，我看到的央視「實話實說」從來就是一個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電視節目，它要求人們必須服從一種絕對權威的聲音，只要是踏入它的地盤那就必須要聽它的話，無論你是誰，都必須將自己的個性伸展和想像衝動納入到合乎主宰話語規範的模式中來。「實話實說」既然是一種「對話」，它就要求主體之間必須呈現出一種分離甚至對立的關係形態，而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才有利於人們在不同的價值和趣味的碰撞和衝突中，更全面地觀察問題，更充分地討論問題。
而央視的「實話實說」從來就是一個虛榮又虛假的電視節目，從主持人到現場編導都戴著虛偽面具，它掌握著絕對的話語獨霸權，名曰「實話實說」，而實際上它根本就不讓你實話實說，甚至根本就不讓你說實話，而我遇到的情況是，它根本就不讓我說話；別看現場足有百餘觀眾，其實那是在現場編導的指揮下在演戲，觀眾見到台上坐著的「名人」，除了虛假地鼓掌與喝采，除了虛假地誇讚和恭維，就是保持可恥的沉默，觀眾被上述的外在的異化力量主宰著，我們無奈地順從它的擺佈，因為我們沒有能力，確切地說應該是我們沒有自由拒絕它的奴役。
再後來，每當我看到「實話實說」節目就心裏犯嘀咕：你們是什麼「實話實說」，每期都在「實話實說」，這裡面到底有多少實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