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此結論，主要的依據是散見於《西行漫記》中老毛與斯諾的談話和相關的個別傳說。如「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助理員說南方話。」再如，當主編《新潮》雜誌的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一次在圖書館討論時，老毛想加入他們的討論，情不自禁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卻受到冷嘲熱諷。散會後，傅斯年經范文瀾提醒，說毛曾在《新青年》年發表過文章（指《體育之研究》），傅才與毛禮節性地握手，表示歉意。又如，毛旁聽胡適一次演講時，舉手提問，大約是胡聽不清毛的湖南腔或許因為他是旁聽生，並沒有回答他就繼續演講。臨別時，胡同在座的、包括毛在內的人握手，卻一句也沒有提剛才發生的事。
以上事例有沒有？我相信基本是事實。但是，我認為這不是老毛在北大交往過程中的主要事實，也不是造成老毛對北大知識份子、乃至全國知識份子偏見的主要原因，更不是老毛由此埋下整知識份子的主要心結。因為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見諸當事人的文字記錄，足以說明老毛在北大並沒有受到過多的冷遇，並沒有受到大知識份子的排斥。
當其恩師楊昌濟將毛介紹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希望進北大作旁聽生時，在蔡詢問其學歷過程中，毛談到讀過蔡翻譯的德國哲學家鮑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一書。這本書，老毛曾細讀數遍，作過一萬二千字的批語。蔡對毛就該書的心得報以肯定和讚許的目光。也正因為此，毛才被批准為一名旁聽生。要知道，作為師範生，當時要進北大，按規定必須先讀預科，預科畢業考試合格後，方能入北大為正式生。當毛為解決吃飯問題手持楊昌濟介紹信找到北大教授、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希望有一份刷黑板、拖地板的工作時，李笑道：「堂堂師範生做清潔工未免大材小用了！」便報經蔡元培同意，做了月薪8元的圖書館助理員（毛次年在長沙第一師範附小正式任教的月薪也只有8元）。此外，據蕭三回憶，毛同蕭還訪問過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大知識份子，並同陳獨秀有過深入的個人交談，聆聽了這位北大文學院院長對社會問題的精闢見解。「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任何人都大」（見《西行漫記》）。毛參加了「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等學術團體，參與了王光祈、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工作；應蔡元培之邀參與了「華法教育會」赴法勤工儉學計畫的起草。就是曾經拒絕過老毛提問的胡適，也應邀出席了老毛組織的在京新民學會會員的座談，解答他們的提問，並在家接受過毛的拜訪。就連毛後來在湖南創辦的「自修大學」也是由胡適取名的。這些在胡的日記中有文字記載。在毛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 12日離京赴滬的近七個月的交往過程中，他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邵飄萍、鄧中夏、陳公博、譚平山、張國燾、康白清，段錫朋等等一大批老師和同學，並同李大釗、邵飄萍、鄧中夏、譚平山等人建立了較深的友誼。李大釗甚至認為毛是「湖南學生青年的傑出的領袖」。這些交往不僅沒有遭到冷遇，而且效果也是顯著的。老毛、蕭子升、蔡和森組織的湖南學子勤工儉學的活動，得到了蔡元培、李石岑的熱情支持，並將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齡、範源濂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超額餘款的利息提出來；楊昌濟還通過其老友章士釗出面組織義捐，籌款兩萬元，一併全部資助給湖南赴法勤工儉學之用。這為各省赴法學子所僅見。關於這段北大經歷，毛在寫給蔡元培的信中有如此總結：「在北大我有兩大收穫，一是認識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李大釗）先生，並通過您接觸了許多思想激進的人物。二是參加了許多有意識的活動，學到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才幹。這對我將來的人生，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或者說是一個決定性的開端。」「北大給我的精神財富，真是終身難忘啊！」
可以肯定地說，老毛在北大的收穫遠遠大於他的不愉快經歷。因而，將其在北大的不愉快經歷視為其後來整肅知識份子的原由，顯然是難以成立的。
那麼，老毛為何要整知識份子呢？一言以蔽之，是出於其奪取江山和鞏固毛式天下的需要，是極權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
老毛並不是對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有偏見，也不是所有知識份子都在其整肅之列。縱觀老毛一生，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就是要將知識份子改造成為忠誠其事業，實現其統治的工具。老毛並不排斥知識份子，而是對知識份子給予極高的重視。早在井岡山時期，他手下為數不多的高學歷知識份子如宛希先、羅榮桓、張子清等，皆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張子清還曾擔任過朱毛會師後的第十一師師長，是毛馭下嫡系的最高軍事長官，一度還代理過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如果張不死於1930年，中共建政後，無疑當授元帥銜。總觀老毛奪取政權的全過程，晉升最快的恰恰是知識份子出生者。隨著地位的鞏固和事業的壯大，老毛的知識份子政策越來越明朗清晰，對能夠為其事業衝鋒陷陣、能夠理解其「活思想」並能闡發之的知識份子，他不但不迫害，反而會提拔重用，以至身居高位。如早期的陳伯達、胡喬木，後期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因為專制體制需要的是奴才，需要的是附庸和幫閑，尤其需要的是有能力的工具。那些具有個性思維，有叛逆精神，敢逆龍鱗的知識份子被視為統治的障礙和潛在危險，一概是被整肅、被「改造」的對象。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歷代的文字獄，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到明代以四書五經為科場考題的惟一化，都是極權專制制度對知識份子自由思想的扼殺化桎梏化和「改造」化。而毛澤東不同於歷代統治者，或者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地方，還在其比他們的手法更陰毒的一面。過去的統治者對異見知識份子大多是誅人，而毛更多表現為「誅心」。他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實事求是地說，在毛掌控和統治時期，真正由他下令或示意斬殺的知識份子幾乎沒有。就是當年的王實味，也是賀龍、王震殺害的。這並不能因此認定老毛的仁慈。老毛畢竟是集古今權謀之大成，匯中外專制於一生的傑出人物，這恰恰是他較之歷代君王、較之共產專制暴君斯大林更「高明」、更殘酷的地方。因為將異見知識份子打為二等公民，用歧視、屈辱，用艱苦的體力勞動去摧殘他們的意志，折磨他們的身體，這比消滅他們的肉體更痛苦、更有效。不僅能夠矇騙世人，給人以寬大為懷的假象，同時還讓那些看不穿針他伎倆的被「改造」者，迷失了自我，因不殺之恩而感恩戴德。至今不是還有不少的當年被「改造」對象對其懷念有加嗎？這一手法，實質上是一種將人去勢的手法。在這一手法下的大多數，實際已經被改造為喪失獨立意識的行屍走肉；即便有個別還未「騸淨」的人，面對這樣的體制和這樣的手法，明哲的選擇，只有三緘其口。
作為造反起家的老毛，最先是從知識份子的結社開始，搞學運、搞工運、搞農運，後來又以軍隊作本錢，完成了他改朝換代、確立毛氏天下的「偉業」。因此，老毛至死都始終牢牢抓住「筆桿子」和「槍桿子」這兩桿子。這就有別於歷代君王和各時的軍閥。他們沒有老毛的經歷，他們對待有「反骨」的知識份子表現出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殺戮。而老毛是過來人，深解個中三味，最瞭解知識份子的軟肋，最懂得異見知識份子對其江山社稷的潛在危害。因而，整起他們來，最得心應手，最能擊中要害。
毛氏的江山是鞏固了，但是，知識份子的自由精神被扼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被摧殘了，中國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淵。以至於我們在痛定思痛之餘，在民主自由大倡的今天，我們看到他的繼任者們仍然沿襲著他的思維，用低劣卑鄙的手段繼續拘捕、迫害有良心、有正義感、有民主自由精神的知識份子，繼續用「輿論導向」和各色法規，以及不對稱的信息，封鎖人們的自由交流，誤導人們的判斷，鉗制國人的思想，以期繼續他們腐敗不堪的專制統治。如果我們聽之任之，不奮起抗爭，中國知識份子挨整的命運就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13週年。
成都讀書會書友 焦 鴻
2006．12．25．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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