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居委會的發家史，就會發現這個古怪的機構緊緊依附於中共邪黨，邪黨的哪一次禍國殃民的運動都少不了居委會的黑影。它戴著「合法」、「偽善」的面具出現，實質上幹的是暗中窺探群眾的家庭和個人生活甚至思想，並暗中死心塌地的將邪惡的各種違反人性、人權的政策貫徹實施到家庭這個社會最小單位的勾當，充當邪黨的伸入群眾的黑爪牙。
中共邪黨建政後，為了進一步控制群眾的思想，在五十年代開始組織成立居委會，那時叫街道居民委員會，其人選是邪黨信的過的能說會道、專橫跋扈的一、二個老太婆，安排一、二間閑房作為辦公室。她們以調解家務糾紛為名，走東家串西家，對各戶情況、思想動態都瞭如指掌，並擬定重點被監視的居民，把窺探到的各家的情況定時向上一級邪黨政府部門匯報。他們還安排一些居民監視另一些居民，造成居民之間的互相猜疑，他們又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隱私。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的政治運動中，公社級別的邪黨書記直接安排居委會的工作，下達邪黨指示，對那些重點家庭更是嚴密監視，經常上門騷擾。原先以為居委會是真為群眾辦事的居民逐漸認清了居委會的真實面目，都說居委會的老太婆是挑撥是非，不安好心的賤嘴女人，是中共豢養的狗。
六十年代，在邪黨的大力支持下，居委會更加神氣起來，公開掛上了「××街道居民委員會」的招牌，同時加強了邪黨領導，安排一位退休工人或復員軍人任居委會主任，成員也擴大到了三、四人，按照思想、婦女、調解等各項事務，分工負責，集中領導、串通一氣，嚴密監視著每一戶家庭和公民。
在邪黨造成大飢荒、四清、文革的六十年代，邪黨為了抓緊對群眾的控制，聲稱居委會是基層領導機構，有一定的行政權力，為利用居委會進一步侵犯人權造輿論。那時就給居委會裝上電話，下發紅頭文件，按時送發邪黨的報紙。居委會一旦發現轄區內有什麼他們認為的不安全因素，直接電話聯繫，不多時派出所的警察就上門了。
七十年代，中共邪黨從混亂的文革中總結了一套整人的方法，又把這些惡毒的方法應用於居委會的管理上。對所轄區域的居民登記造冊，與派出所造冊同步。它們認為哪些人屬於異己分子、危險分子、思想不進步，就和派出所串通好把其送進派出所進行法制性教育，甚至直接送往勞教所強制進行「勞動改造」。這就是惡黨鼓吹的居民的貼心組織——居民委員會，其實叫邪惡委員會才貼切。
八十年代末對學生運動的鎮壓，給千千萬萬失去親人的家庭造成了無法癒合的創傷。中共對居委會的管理和權力的運用又有所發揮。那些在鎮壓中失去孩子的家長，居委會對他們秘密監控，直到現在還在持續著。對那些家庭的情況和思想狀況居委會都瞭如指掌。一有風吹草動，居委會直接向邪黨匯報，無異於給這些家庭雪上加霜。居委會得到惡黨的旨意還有權查問那些與六四有牽連的高校教師，充當擾民、害民的邪惡角色。九十年代，居委會已經發展成同公安局、巡邏安全防衛辦公室、城管執法聯動的幫凶機構，邪黨給居委會配置了先進的通訊設施，配備警車等各類汽車三至五部，甚至通過招收公務員、用公務員編製的好處拉攏博士生、碩士生、大學生也加入它們的隊伍。外觀上更加體面和排場，危害人民的手段也更加隱蔽和高超。例如，與城管勾結對所轄區域內的商鋪甚至小商攤收取保護費，遇有抗議還有黑社會的後臺，令群眾敢怒不敢言。從另一個角度上說，中國的城鎮老百姓從居委會的惡劣行徑上最直接的領教了邪黨的殘暴，從而對邪黨的本質有了最刻骨的體會。
尤其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黨對倡導真善忍的法輪功用一切卑鄙手段造謠、誣蔑、栽贓、陷害、殘酷打壓、滅絕性的迫害，居委會作為最基層的邪惡機構充當了馬前卒。居委會對轄區內的法輪功學員的家庭登記造冊，長期對他們跟蹤、盯梢、電話監聽、參與抄家，甚至協助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抓捕、送勞教、判刑等罪行，對街坊鄰居散佈法輪大法的謠言，迷惑、引誘居民配合它們的迫害從而為自己侵犯人權的罪行開脫。
經過幾十年上當受騙的慘痛教訓，現在人們逐漸在從新審視邪黨一貫給老百姓的灌輸的愚民理論，對居委會這一邪黨的黑爪牙的認識也在開始覺醒。尤其法輪功學員在反迫害中講清了這個假惡鬥的邪黨的本質，令無數一向被愚騙的中國人醍醐灌頂，結合著自己或前輩們幾十年的痛苦經歷，越來越認同這樣一個事實：邪黨在無數次的政治運動中犯下了罪行，甚至宇宙大法它都敢反，這極端狂妄、自私、狹隘、變態的邪靈必定令天地人共誅之，它的所有幫凶和黑爪牙都將受到嚴厲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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