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各級政府必須重視和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造成貧富分化的問題，努力建立所謂的"和諧社會"。如何解決以及能否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已成為尖銳的社會問題。中國的貧富分化已經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 貧富分化問題引發的社會尖銳對立，已成為中共政權的一大塊心病。對此，本臺記者蔡紅採訪了著名的政治、經濟評論家陳破空先生和著名的政治、經濟評論家凌鋒先生。陳破空認為，在中共現行體制下，縮小貧富差距根本不可能。凌鋒表示，除非你在政治上先改革，先搞民主，把利益平均，才可能縮小貧富差距。
官方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披露：高幹子女掌控五大經濟部門，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億，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陳破空認為中共六中全會提出縮小貧富差距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胡溫這個領導層，有心想這麼做來縮小貧富差距以跟江澤民時代有所不同。因為江澤民時代大大地擴大了中國的貧富的差距。而且是向權貴靠齊。胡溫向扭轉這個方向。第二點來講有可能就是一個走過場。來安慰這個社會，安慰弱勢群體的這麼一種口號性的東西。
凌鋒表示，真地做到縮小貧富差距是很難的。因為所謂縮小貧富差距，等於要把利益拿來平均嘛，問題是，現在中國的政治權力就不平均，一黨專政。權力集中在共產黨手裡。所以形成特權集團，在利益上面這個特權集團佔最多的利益。除非中國實行民族了。可以有不同的利益集團輪流執政。這樣子的話，貧富差距才能夠比較拉平。因為大家有個競爭，他們代表不同的力量。在選舉的時候，要代表工人說話啦，或者有些代表哪個地區的人說話啦。在執政的時候，他就要把這個政策就要偏向他所代表的選民。但中國沒有民主，領導是由共產黨指定的。所以當然他這個利益就歸入到共產黨這個黨裡面去。我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是很難做到的。除非你在政治上先改革，先搞民主，把利益平均了，才可以縮小貧富差距。
陳破空進一步說道，在中共現行體制下，縮小貧富差距根本不可能。因為這是一個一黨政策，圍繞權力構成既得利益集團，權錢交易，官商勾結，這都已經成風。而且現在不僅是官商勾結。還有官商黑三位一體的勾結。這種勾結是各級官員能夠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中飽私囊。貧富差距也就是這樣形成的。越靠近權利的人越富裕，越遠離權利的人越貧窮。有多靠近權利就有多富，有多遠離權力就有都窮。所以權利問題沒有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也解決不了。
官方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還披露，億萬富豪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個方面：（一）以引進外資（包括駐外中資到內地投資）從中獲取回佣。（二）進口、引進成套設備，一般比國際市場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從義大利引進位造皮鞋的自動流水線，國際市場價二百萬美元，廣東、江蘇引進同一型號，報價分別為六百萬美元及七百二十萬美元。一套年產五十萬噸化肥成套設備，國際市場價二點二億美元，山東、遼寧以四億美元報價引進。（三）操控國內資源、商品，出口獲利。（四）國土開發、地產倒賣，靠銀行借貸，無本獲暴利。（五）走私、逃稅，每年走私進入市場的日本、歐洲轎車三萬至四萬輛。（六）金融機構無抵押信貸，資金外流到個人口袋，這也是金融機構壞帳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獨家霸佔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當地高幹親屬。一公里里程的高速公路，能獲利七百萬至一千一百萬。（八）抽逃資金到個人帳戶，一般通過金融機構、中資機構進行。（九）操控證券市場，製造假信息勾結金融、傳媒造市，從中獲利。
陳破空指出，要解決貧富差距只有將政治上的權利下放到老百姓中間，比如說實行公開的選舉，實行公開的監督。有獨立的新聞媒體來監督，有獨立的司法來調節社會。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權利才會被分散，分散之後，各種階層的人都有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在那種時候消除貧富分化，才有制度上和現實上的可能性。所以在目前權力集中在共產黨一黨手上的情況下，而且不僅集中在一黨手上，在各地方又集中在所謂一把手或者圍繞一把手的這些人的手上，在這種情況下，我想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消除。
自從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了10倍以上。但是觀察人士指出，巨大的經濟擴張是以環境破壞、腐敗氾濫以及貧富兩極分化為代價的。過去20多年來，中國已經從一個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國家迅速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
陳破空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恐怕在世界上已經是首屈一指了。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財富，百分之八十的人連百分之二十的財富都沒有控制到。這是種基本現象，恐怕比這個還要嚴重。城鄉差距是所相差六倍，但是應該在十倍以上，東西部的差距有的地方達到了六十比一。我想這些差距加上基尼係數超過零點四五，在世界貧富差距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情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那麼從經濟學上的規律來看，當所謂人均產值達到了一千美金的時候，在這個時候，社會會出現高度的動盪期。如果再加上，到嚴重程度，特別是突破零點四五 這個基尼係數的話，這兩個加在一起，極有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 ，這也是中共著急的原因。
中國國家統計局2005年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0%的富裕人口享有國家總資產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卻只佔有總資產的1.4%。另外，地區之間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東部最富裕省份與西部最貧窮省份的人均GDP相差10倍以上。
隨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尖銳。凌鋒用事例說道，我想因為這種利益問題，已經經常爆發衝突了，大概每天200多起。在這種情況下，你說它是完全不想，我想也不可能，但是問題是即使一兩個人想也做不到。但它這樣講，本身一個是想欺騙老百姓，好像讓老百姓多一個希望，那我就等待吧。等待的話它來麻痺你，來麻醉你，讓你不要起來反抗。但是我們知道你要縮小貧富差距，首先你對民眾的呼聲就要聽到，接受民間的呼聲。但是我們看到中國在大抓人。不光抓了維權律師，而且在網上發表了一些篇文章的，也有以顛覆罪把他們抓起來。另外就是上訪的民眾也抓起來。中國上訪的負責人是王剛，中國中央辦公廳主任。據說有一個民眾等了很多天，攔了王剛的車，把申訴書給他，結果他們從汽車窗子把它扔出來。對於這些問題，中共更本不願傾聽群眾的意見，既然不願傾聽群眾的意見，那怎麼會去考慮群眾的利益呢？怎麼會把自己的利益分出來給群眾呢？這是不可能的。當然縮小貧富差距除了要欺騙群眾外，我想他可能也有另外的作用，就是要打擊上海幫。好像過去江澤民執政的時候，擴大了貧富差距，所以現在借這個機會來整上海幫。
陳破空指出，現在講的所謂的和諧社會在民間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想有時候是一種旁敲側擊的話，看黨內的和諧首先能不能做到。 現在 地方主義抬頭，中央威權下降，而地方利益、地方貿易壁壘增重，各自為政，山頭主義都很盛行。在這種情況下，連黨內的和諧都做不到。從江澤民以經濟手段來整他的政敵。胡錦濤也以反腐為手段來整政敵。從這些事情來看，黨內的和諧都很難達到，更不要說社會上的和諧。我想目前所說的和諧，更多是一種安慰人心的一些口號。只是胡溫努力要標榜不同於江澤民的路線，但事實上在現行體制下，他們各自都走得不遠。就好像從鄧小平到江澤民時代，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我們都看不出有根本的區別，就是這個原因。只有口號的不同，而沒有根本的區別。
中共六中全會公報把扭轉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以及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作為2020年之前要實現的主要目標，要求各級政府在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重點領域實行改革，提高低收入者和貧困群體的生活水平。
陳破空認為，除非中國能夠實現民主，建立民主體制，實行公正的自由的選舉，不僅在基層實行選舉，而在鄉鎮一級，省級 甚至在中央一級展開選舉，使人大、政協，或者叫參議院眾議院，有各階層利益的代言人。在那個時候貧富差距，在2020年消除貧富差距，只能說有可能，還不能說做得到。如果說以現有的一黨專政這個體制發展下去，拒絕新聞的監督，拒絕司法的獨立，拒絕人民的監督，剝奪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這種情況下，我想這個所謂2020年消除貧富差距，實現所謂小康社會，根本就是痴人說夢。
凌鋒表示，2020年共產黨是不是還在執政我不知道。這講的太遠。就是共產黨執政，那個 是什麼樣的共產黨，是什麼樣的人，我也不知道。你把現在一些維權運動好好解決好了。把民眾上訴的問題解決幾件。就已經功德無量。不需要講2020年了。
陳破空最後指出，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問題還是制度問題，而且這個制度問題又是現在執政中共當局的既得利益問題，他們自己認為他們的既得利益既然抓在手上了就捨不得放下，他們既得利益也就不願意實行體制改革。體制改革不能進行我想貧富差距就會繼續的惡化。在這個情況下，共產黨自己在自己身上找藥方是不可能的。病入膏肓之後它必須在體制外尋找藥方。
美國塞勒學院政治系主任理查德.李維長期研究中國貧富分化問題。他說，中國的貧富分化已經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兩極分化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城鄉之間、沿海和內地之間、農村內部和城市社區內部之間都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這種現象由於各級政府官員的腐敗而變得更加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