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先生《中國之覺醒》原是以法文撰寫的，追溯一九七六至二零零二年中國大陸的思想變遷，自二零零二年在巴黎刊行以來，很受法國和歐洲學術界的重視。現在漢譯本面世，必將為海內外漢文讀者所歡迎，這是可以預卜的。
全書以年代為經、以思想動態與論題為緯，對大陸知識界在這一大動盪時期的心路歷程作了一次有系統的整理。這一歷程迂迴而曲折，極其複雜。但作者執簡馭繁，通過歷史的線索，從大量的第一手證據中建構了一個層次分明的客觀敘事。這是作者的重要貢獻。
汪德邁教授(Professor Louis Vandermeersch)在法文本〈序〉中指出：作者之所以能寫出這樣一部出色的專著，是和他的特殊學歷與經歷分不開的。首先，作者先後在武漢大學和巴黎索邦大學研究歷史，一九八七年完成博士學位，兼攬中、法史學之長。其次，他畢業後投身新聞傳播界，對中國事務有卓越的觀察。我完全同意汪德邁的看法，但願意略略引申幾句。
作者的中國背景自始便使他成為這一場思想大變動的內在參與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法國以後，他繼續與大陸知識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關懷著思想的動向；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到今天，他仍然和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與在大陸「活躍的知識份子」接觸不斷(見本書〈前言〉)。因此作者對這二、三十年大陸思想脈搏一直把捏得十分準確，甚至可以說是與之共同躍動。內在參與者雖有同情的瞭解和直覺，為外人所不及，不過若僅憑這一優勢來寫親身經歷的事變，則往往由於情感激盪和希望投射之故，反而不能凸顯出史事真相。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便不免偶有失實之處。這是蘇東坡所謂「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作者旅居巴黎，受法國史學的訓練，則為他開闢了一個外在觀察的角度。作者在〈前言〉中說，他本來可以用漢文寫這本書，因為他曾親自參加過書中所記述的許多論辯。但最後他決定用法文作為表達的工具，主要是為了「保持一種地理與文化上的觀賞距離。」本書之所以能達到客觀而冷靜的敘事境界，不能不歸功於這一自覺的「觀賞距離」。所以本書是「內在參與」和「外在觀察」合而為一的結晶，用中國傳統的觀念說，一方面「得其環中」，另一方面又「超以像外」。
作者畢業後即進入新聞界，但仍繼續致力於中國當代的歷史研究。專門採訪文化與思想動態的新聞記者不但要隨時隨地注視觀念與意識形態的變動，而且還必須深入其興衰的生活背景，因為觀念或意識形態與其所寄託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在這一方面，新聞記者比純學院式的史學家佔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往往能寫出生動的思想史。最近的例子是英國名記者華特生的《現代心靈豆二十世紀知識思想史》(Peter Watson， 《The Modern Mind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2000)這部費時十年、長達八百多頁的大書便起源於華特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哈佛大學訪問哲學大師蒯因(W.V.O. Quine, 1908-2000)。此書自刊行以來，不但在一般讀者中流行很廣，而且也受到學術界的推許。《中國之覺醒》雖僅限於在中國大陸過去二、三十年的思想變遷，但在結構與敘事風格方面與華氏之作卻很相近。也許正因如此，我才特別覺得此書引人入勝。
在閱讀過程中，本書觸發了我的一段回憶，並因回憶而引起一番歷史的反思。我希望對二十八年來中國大陸的巨變清理出一條整體瞭解的歷史線索。以下便是我的回憶和反思，寫出來就正於本書的作者和讀者。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七日，美國通過「美中學術交流會」和「國家科學院」兩個機構，組成了一個「漢代研究代表團」到大陸去考察考古遺址，我也參加了這一訪問團體。這是我在一九五零以後第一次回到大陸，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是湊巧得很，此行恰恰趕上了本書敘事的開端。返美之後，我向「美中學術交流會」寫了一篇關於此行的正式報告。我在報告中開宗名義地指出：在我們代表團訪問期間，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思想變革，一場統稱為「思想解放」的變革，它的正式名稱是「貫徹執行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至少對中國而言，在我們所訪問的各個地方，尤其是在北京，思想界的氣氛應該是異常寬鬆。我無拘無束地和中國學者談到胡適、錢穆以及其海外學術界的人物，沒有感到對方有任何不自在或尷尬。我也有機會和一些中學生聊天，他們提出了自己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和「偉大舵手」的批評意見。這令人想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爆發的民主牆運動，它剛好發生在我們離開中國後。回想起來，正值中國步入正確軌道之時，我們訪問了這個偉大的國家，這的確是很幸運的。(見李彤譯〈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收在何俊編《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零四年，頁一) 這些話是在我訪問大陸兩、三個月之後說的。讀者不難察覺到：我當時親歷這一思想變革的發動，心情是很興奮而又寄以期待的。我不是預言家，自然無法預見後來的種種變化。但是僅從古代史研究領域的動向著眼，我已斷定「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同上頁八) ，再也關不上了。
我之所以作此斷定當然不是從官式訪問和談話中得來的。我有其它美國團員所不具備的特殊條件。首先是我的家人親戚仍住在一九四九年底我離別的北京舊居中。我曾三次回舊居和他們暢敘。這所破舊的房子在文革後已塞進了十二戶。我的家人雖是業主，卻只能擠在一間最小的房間裡。但我回舊居也引起了所有鄰居的好奇，先後來和我交談。因此我對三十年的極權統治，特別是文革的實況，獲得了不少第一手的知識。其次，作為一個華裔訪客，我也另有觀察的管道，在其它團員的視野之外。下面我只講三個小故事：第一是在洛陽賓館，我清晨出外散步，一位服務的青年走過來攀談，問我大陸以外世界的狀況，如香港、臺灣、美國等等。我忽然看見賓館旁邊一條街牌，寫著「東方紅街」的名稱，我問他這條街名是什麼時候開始的。話題這樣一轉，他竟滔滔不絕地傾吐「文革」時期的苦水。最後他對上海和香港加以比較，大意是說：過去上海的繁榮遠在香港之上，今天竟天懸地隔了。說到這裡，他流下了兩行清淚。他是一個中學畢業不久的少年，而憂國之念已如此其深。我當時深受感動，但無言可以寬解他。第二是我在西安未央宮遺址的一個意外發現。遺址只剩下一個土臺，其實沒有什麼可看的。我獨自走下遺址後面的斜坡，看見滿地都是糞便，似乎已變成一個公共廁所了。正待轉身，忽然發現了多處用的手紙是印刷品的散頁，我的當下反應是早年深入腦海的「敬惜字紙」那句老話，萬萬想不到現代中國人竟褻瀆文字，至於此極。但在我辨清了上面文字的那一霎間，我真的驚得呆了！原來這些散頁都是從文革時期的「紅寶書」豆《毛主席語錄》上撕下來的。這一偶然的發現使我震動不已。至於這個詭異的現象究竟說明什麼問題，我想我已毋須再多說一個字了。
第三件事發生在成都。十一月八日我們訪問四川大學，在集會中初次見到繆彥威(鋮)教授。他是我的業師楊聯升先生的內兄，我早就決定到成都後要去拜謁的一位老前輩了。所以會後我立即向校方提出我的要求。校方說，他們可以安排彥老到賓館中和我會談。我堅持不可，因為照中國的禮節，我是後輩且為行客，斷無驚動一位七十八歲老人來訪我之理。校方的負責人倒是很爽快，略作考慮後，答應次日晚間送我去奉訪，當天則已來不及安排了。第二天晚上校方果然如約送我去繆府，並且讓我和彥老有單獨長談的機會。但是我當時竟完全沒有料到，川大當局居然能趕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把彥老一家遷進一套比較寬敞的宿舍。在北京時，接待人送我回舊居探親前告訴我：他們現在不再弄虛做假，所以讓我看到舊居的原樣。大概彥老原來的居處根本無法接待訪客，因此才不得不有此舉。這件事是我回美很久以後才從楊聯升師那裡間接聽到的，我當然很高興能在無意之間幫彥老改善了生活條件。但彥老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寫信給國內親戚，便已報告了這一好消息。原信有關的幾句如下：日前余英時先生來蓉，九日晚，到我家中看望晤談三小時，甚為契合。因為余先生來訪，川大很快的給我調整了住房，並佈置樓下那一個大間作為接待室。(見蔣力編《哈佛遺墨豆楊聯升詩文簡》，北京，商務印書館，二零零四年，頁三六八) 但是我敘述這個故事的重點並不在調整住房的趣聞，雖然這也是統治性質的一種折射。我想強調的是在這「晤談三小時」中，我親切地體會了這三十年中高層知識界的遭遇，必須說明，彥老是一位平和謙慎的純學人，既無片言臧否人物，更無只語評論政事，在這次長談中，我除了向他請教文史之學外，談鋒自然不免轉入幾十年來大陸學術研究的轉變和一些著名學人的命運。彥老僅心平氣和地描述具體事實，不作激憤語。但知識人普遍受輕賤的真相則在事實中已顯露無遺。我問他：文革時期流行的「臭老九」一詞究竟與元朝「九儒、十丐」的戲語有沒有關聯(見謝枋得文集及鄭所南《心史》)？他也不能確定。不過他補充一句，六朝人論九品中正，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說，今天則是完全顛倒過來了。
這些話今天聽起來真是平淡無奇，甚至過於輕描淡寫，但二十八年前海內外的政治宣傳仍在強調中共「知識份子改造」的政策儘管執行中偶有偏差，基本上是相當成功的。我雖然一貫持懷疑的態度，然而從來沒有機會向身在大陸的學人直接求證。因此我隨時警惕自己，不可以個人的主觀傾向抹殺客觀事實。我在北京舊居聽到的只限於一般社會狀況，與彥老一夕長談則讓我進入了知識人的內心世界，再加上前面講的兩個小故事，我自覺第一次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黨天下」的實際運作及其後果有了比較真切的整體認識。但這是我個人的一點副收穫，與漢代研究代表團的任務無關，自然不能寫進報告之中。
在代表團啟程返美的前夕，我已確切認識到，這次所謂「思想解放」與五十年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截然不同，中共一「放」之後便再也不能「收」了。這不但是因為我在北京親見中共內部的主流明顯地傾向於「放」一邊，而且在各地訪問中也看到民間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求「放」的衝力，沛然莫之能御。至於「放」究竟能達到什麼程度以及採取什麼方式，我當時則無從預測。回到美國以後，我天天注視大陸的動態，北京「民主牆」的出現完全印證了我關於民間要求「放」的觀察。我知道一場巨大而不能逆轉的變革已經來臨，所以在報告書中特別提到了「民主牆」的運動。
結合著這部《中國之覺醒》的大敘事，讓我以二十八年後的理解，試說這一巨變的性質。但限於時間和篇幅，我只說簡單的綱要，不涉細節，因為本書已提供了足夠的事實，讀者可以自行檢證。我很同意本書〈前言〉中關於「今日中國仍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提法，雖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個國家在經濟上成為一個混合體，政治上步上權威主義的道路。」不過我在下面將用儲安平的「黨天下」代替「極權主義」，因為這個漢文描述詞更傳神、更生動。
經過多年的觀察，我現在斷定一九七八年所開始的巨變是「黨天下」解體的發端。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現在距離過程的終結還有一段時間。為了說明這一論斷，我必須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作一點分析：第一是「黨」的一邊，第二是知識人的一方面。
從「黨」一方面說，它的唯一關懷必然是如何讓「黨天下」永恆化，一世、二世，傳之萬世，因此不可能發生什麼「解體」的問題。但「黨外無黨」，「黨內」必然「有派」，此起彼落的「路線鬥爭」即是明證。一九七八年正逢「黨」面臨著一次最嚴重的分裂危機：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雖然不得不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但仍然肯定了它；他們奉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為正統。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實踐檢驗真理」)則是「黨內」的文革最大受害者，非澈底否定文革便無從奪回已失的權位。同時，鑒於毛澤東領導時期所引出的一系列的災難，特別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他們已深切認識到，如果「黨」的路線不作大幅度的調整，則「黨天下」即將面臨崩潰的危機。這是他們後來正式揭櫫「改革」旗號的主要原因，鄧小平也因此獲得「改革總設計師」的尊號，「改革」原指「路線」的「改變」或「革新」，但落在實踐層面則不可避免地牽動到原有「黨天下」體制(或結構)的內在調整。所以「改革」很快地便引出「體制改革」的觀念。「改革」是一個意義含混的概念，我們必須進一步對它的具體內涵加以界定。從當時開始流行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兩個名詞來看，「改革派」顯然主張同時在經濟與政治兩大領域中進行體制的調整。鄧小平一度也曾認同趙紫陽的看法，即經濟體制的改革最後不可能不波及政治體制。關於這一點，後文再作分析。但他畢竟對於權力世界有敏銳的直感，很快便領悟到：經濟體制可以改革，政治體制則因關係著「黨天下」的權力基礎，絕不能輕舉妄動。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毅然宣布「堅持四項原則」，不但切斷了政治改革之路，而且也表明瞭在政治上即將收緊的意向。後來封閉「民主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六·四」屠殺等等都已在此時埋下了伏筆。所以一九八九年以來我一直斷定中共官方所謂「改革」必須理解為「經濟放鬆，政治加緊」八個大字。這才是「改革總工程師」的整體構想，體現了當時「黨」內當權派的集體意志：他們深信只有在這一新的最高綱領的指導之下，「黨天下」才能重新鞏固起來，二世、三世，傳之無窮。
我們必須緊緊抓住這八個字的綱領，然後才能看清近三十年來大陸局勢的推移。本書的敘事劃分為兩個階段，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為界線。這自然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歷史分期。但略作回顧便可發現：天安門鎮壓是「政治加緊」的全幅呈露，終結了第一階段；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正式吹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角，則是「經濟放鬆」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刻，由此走上了第二階段。今天「經濟放鬆」和「政治加緊」已成為「黨天下」的賞、罰二柄：「順我者昌」，可以「先富起來」；「逆我者亡」，或禁或囚或死。總之，一九七八年以鄧小平為首的當權派雖不得不借「體制改革」以重建政權的合法性，卻自始便以維護「黨天下」為第一大事。因此他們在「政治加緊」的大前提下拋出了「經濟放鬆」的險棋，以化解「黨天下」解體的絕大危機。但「黨天下」解體，轉入法治、人權、民主、自由的文明主流，是一個無法避開的歷史過程。事實上，「經濟放鬆」已跨出瞭解體的第一步；只是由於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才造成了貧富兩極化和腐敗普遍化的嚴重後果。無法無天的「經濟放鬆」最後導致大規模的工人下崗、農民耕作地被掠奪和環境污染。集體抗爭的事件因此層出不窮而愈演愈烈，面對著民憤沸騰，遵守職業倫理的傳媒界人士自然也忍無可忍；他們奮不顧身地揭露和批評其中一些最觸目驚心的亂象。這樣一來，「一波才動萬波隨」，經濟領域的變動很快便擴散到政治、社會的領域之中，為了保衛「黨天下」，中共則祭起「政治加緊」的最後法寶：一方面用暴力鎮壓民間的集體抗爭，另一方面則通過封報刊、禁網路、囚報人等等高壓手段，扼殺最後一絲的言論自由。這是一幅「經濟放鬆」與「政治加緊」之間惡性互動的圖像，最近兩三年來正在加速度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黨天下」的解體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卻被逼上了一條最險惡的解體之路。
現在我要從知識人一方面分析一下「黨天下」解體的歷史趨向。為什麼單單提出「知識人」這一群體來和「黨」相對照呢？我們都知道，毛時代的「黨天下」是極權體制的原型，不但「知識人」不成其為一群體，而且，嚴格地說，也根本沒有所謂「社會」，一切都被「黨」吞噬得干乾淨淨。但一九七八年，整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鄧小平復出後所掌握的「黨」迫切需要大批知識人為它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便是重建意識形態，作為全面取代「凡是派」領導權的「理論」根據。第二、從「反右」到「文革」時期的老、中、青三代知識人差不多都獲得了「平反」或「解放」，開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活躍起來了。這一幕也正是我在訪問期間親眼見到的。所以當時確實存在著一個與「黨」分庭抗禮但又密切互動的知識人群體。不但如此，由於這些知識人自「反右」以來便被放逐到社會的最底層，「文革」時期更有一千三百萬的「知青」下放到各地農村，他們對「黨天下」的民間疾苦有親切的體驗。因此，他們的聲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代表了多數平民的訴求。
我雖用了「知識人群體」這一概念，但並不是說，當時知識人都具有一種「群體」的認同與自覺；更不是說，這一「群體」已形成了任何共同的思想傾向和行動綱領。事實上，這一群體僅僅建立在兩個共同點之上：第一、他們都要求從「黨天下」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第二、他們對於毛時代「黨天下」體制的批判遠遠超過「黨」內改革派的極限。除了這兩點外，這一群體內部的分歧是非常複雜的，其間有體制內與體制外知識人之別，也有不同年齡層之異等等，不勝枚舉。但這些內部分歧與這裡的主要論旨無大關係，不必深究。我們只需瞭解所謂「知識人群體」並非鐵板一塊便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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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要強調的是知識人與「黨天下」解體之間的關係。據我的觀察，他們是「黨天下」解體的主要動力。這可以分別從「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兩方面略作說明。
正如本書第三章第二節所揭示，一九七七年鄧小平的新權力中心開始整頓經濟時，走的仍是「計畫經濟」的回頭路。由於調整澈底失敗，「黨」內改革派才有機會在趙紫陽主持下全面發展了私有企業和農村的「包產到戶」；這是以市場經濟突破「黨天下」羅網的開端。趙紫陽信任專家，集思廣益，因此讓深入民間而又具有專業訓練的知識人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運作中充分發揮了創造的功能。這裡還必須指出另一重要的事實，即絕大多數老百姓，特別是農民，當時已提出了在經濟上自作主宰的明確要求，「包產到戶」制的起源便是顯例。這個實驗始於趙紫陽治下的四川和萬里治下的安徽，但退出集體化，自由耕作，最初出於農民的主動請求。他們簽字保證：在分得耕地後，每戶都完成全年的上交和公糧，否則願意接受任何嚴厲的懲罰。這個例子最能說明：農民求生的基本慾望才是引發經濟改革的最後原動力。「黨」內真正的改革派如趙、萬等人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深知非把自由還給農民，農村經濟勢必破產，「黨」也只有與之偕亡。他們最後才推出了一個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的正式名稱)。從這個複雜名稱，我們便可以斷定，這是他們與知識人共同設計出來的。
「政治改革」則是直接由知識人發動的，但仍然反映了民間對於重建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普遍願望。這裡讓我對一九七九年「理論工作務虛會議」和「民主牆運動」作一極簡要的對比，以闡明我的主要論點。
「理論工作務虛會議」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到三月在北京召開的，由胡耀邦主持，其目的在重建一套意識形態，為鄧小平的新路線提供正當性。但在同一期間，北京西單的「民主牆」運動也十分活躍，這兩件事本書都有論述，這裡只分析它們在「黨天下」解體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首先，我要指出：「務虛」會議和「民主牆」雖然同時集結了兩群知識人，他們之間至少有兩點基本區別：第一、「務虛」會議的參與者都是「黨」內或體制內的知識人，而「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則是體制外的知識人，用共產黨的名詞說，即所謂「群眾」。第二、前者主要是中年以至老年人，後者則是青年人，兩者之間存在著世代的差異。由於這兩點區別，他們所發揮的功能也不一樣。「務虛」會議的參與者承擔了「黨」交給他們的任務，其正面成就是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意識形態的新正統。這是「白貓黑貓論」的理論化妝，對於鄧小平的領導權自是十分重要，但從「思想解放」的角度說，則沒有持久的意義。與之相對照，「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卻不受「黨」的限制；他們身在民間，與深受「黨天下」蹂躪的小民之間是起著共鳴的。他們在「民主牆」上關於民主、自由的強烈要求，是緊接著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陳訴而提出的。這一簡單的事實特別值得重視。以「思想解放」和「衝破禁區」而言，「民主牆」的青年知識人顯然是當時的急先鋒，無論是否定文革、批判「一黨專政」，或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民主牆」都比「務虛」會議先走一步。事實上，在會議期間，與會者到「民主牆」去觀測民意的，必然大有其人。這兩組知識人雖然性質不同，但在這一關鍵時刻他們的政治取向是重迭的。
關於參加「務虛」會議的知識人，我們還必須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認識他們的功能。「民主牆」運動是衝擊「黨天下」體制的民間原動力，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如果沒有「黨」內知識人的大聲疾呼，「民主牆」的巨大衝力便不可能凝聚成「政治改革」的普遍意識，併發生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務虛」會議的參與者雖是「黨內」知識人，但其中也有不少成員並未站在「黨」的立場上發言；相反地，他們反而與「民主牆」上的議論此唱彼和。本書特別介紹了李洪林、蘇紹智、胡績偉、嚴家其幾位與會者在「突破思想禁區」方面的貢獻。這是很好的例證，恰可說明當時「體制」內外兩股思潮的匯流。這幾位「務虛」會議參與者由于思想越來越「解放」的關係，最後竟從「黨內」異化為「黨外」，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實。但在一九七九年時，他們的「黨內」(或「體制內」)身份卻對「政治改革」意識的展開發生了護航的重要作用，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狡詐」。
如果以上的分析大致不誤，「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一樣，它的主要動力也是知識人，特別是「體制外」的知識人。但是我們在這裡立即遇到一個重大的問題：依照一般的理解，「政治改革」也是由鄧小平最先提出並且在胡耀邦、趙紫陽輔助下積極佈署的，怎麼可以說知識人是它的原動力呢？這個問題必須加以澄清。
整個問題的關鍵便在於「政治改革」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大致上說，我們都知道「政治改革」有「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基本分野。「體制外」的「政治改革」是「五四」以來知識界所共同肯定的民主政治；「體制內」則主張在「四項堅持」的大前提下對現行的黨、政體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但是這一簡化的二分法並不足以說明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這十年中，環繞著「改革」而發生的一切變動。這是因為「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存在著三種分歧，而分析到最後，內在分歧才是導向「六·四」屠殺的終極根源。這個問題十分複雜，我不可能在此充分展開論證。下面只鉤勒一個最簡單的輪廓。
所謂「體制內」關於「政治改革」的三種不同構想可以分為三派：一、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元老派(包括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二、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黨內第二代改革派；三、積極支持胡、趙的黨內知識人。大體上說，元老派的「政治改革」以加強「黨天下」的統治能力為其最主要的目的，因此所謂「改革」僅限於統治機器內部調整，其中絕無開放政權、與民共之的動機。關於這一點，下面再作進一步的分析。黨內知識人的立場則與元老派恰恰相反，在思想上是和體制外知識人互通聲息的。他們一方面必須在「黨」所劃定的範圍內設計「改革」方案，但另一方面卻儘可能地試圖突破「黨天下」的樊籬。改革派領袖胡、趙兩人則處在以上的兩極之間。作為第一線的領導人，他們當然也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由於他們所擁有的領導權力直接來自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以致職權的行使隨時隨地都受到牽制，他們對於黨內民主和制度化(包括退休)問題自然特別敏感。因此之故，體制內知識人關於民主法治的議論往往引起他們的共鳴。他們仍然接受「四項堅持」的基本原則，但其心目中的「黨天下」已放寬了一步。這一點他們在處理「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兩次事件上，表現得非常清楚。六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澄清所謂「政治改革」的性質。鄧小平先後兩次提出過「政治改革」的主張，一次在一九八零年，另一次則在一九八六年。鄧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取得奪權的勝利，黨內改革派知識人的輿論造勢在其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但鄧的勝利並沒有完成，華國鋒仍然高踞在黨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位置上。因此他必須提出一套全新的意識形態以取代「凡是派」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正統。正是在這一形勢的要求下，鄧才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這篇講話顯然發揮了兩重作用：第一、在「經濟改革」之外再提出「政治改革」的口號在當時是很有號召力的，尤其能獲得知識人的認同，鄧也因此而成為眾望所歸的政治中心。第二、講話中批判毛澤東晚年破壞制度，一意孤行，其弦外之音是否定華國鋒繼任黨主席的合法性。本書(第五章)指出：這個講話「是制服他的頭號對手華國鋒的最重要的武器」，確是一針見血。但鄧此時是否真有進行「政治改革」的想法則是很成問題的。四個月之後(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又發表了〈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長篇講話，這時他不但完全不提「政治改革」，反而把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到綱領性的高度。為了響應陳云「緩改革，重調整」的主張，他毫不遲疑地說：「今後一段時間內，重點是要抓調整，改革要服從於調整，有利於調整，不能妨礙調整。」我們必須懂得在這次工作會議的語境中，「調整」意味著「黨天下」體制基本上持續不變，僅在內部結構上重作安排，使原有體制更為強固。「改革」則意味著新成分的引入，使原有體制或多或少地發生本質上的變化。那麼「調整」的最後目的是什麼呢？鄧說： 「因此，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這真是圖窮而匕首見了。為什麼相隔僅僅四個月，他竟先後判若兩人呢？元老派中陳雲的影響固然不能排除，但決非決定性的因素，因為他是一個既有決斷又很固執的人，不會輕易為他人的意見所左右。所以我們毋寧更相信他關於「政治改革」的講話是一種權謀，為全面取代華國鋒、汪東興的政權而造勢。我們必須牢記：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政治局於十二月五日已先通過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與軍委會主席的職務，分別由胡耀邦和鄧小平接任。鄧的奪權活動終於大功告成，他已不再需要「政治改革」的口號為他造勢了。這是四個月前「政治改革」講話出於權謀的一條有力證據。而且這種權謀的運用早已先表現在他和「民主牆」的關係上面，正如本書(第二章)所指出，鄧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尾至十二月初，曾對日本、美國、法國的訪問團公開表示：應該尊重人民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但在十二月底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他的領導權之後，次年一月中共便開始鎮壓「民主牆」的活動，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政府更下令查禁「民主牆」的大字報，並逮捕了魏京生等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個權力世界的古老傳統在現代「黨天下」的殘酷世界中更發揮到了極致，和其它「黨天下」的領袖一樣，鄧也視一切人為奪權的工具，上述的權謀在他不過是家常便飯而已。六其次，讓我們再看看鄧在一九六八年對於「政治改革」的構想。第二次鄧的提議是相當重要的，他指定趙紫陽主持政治改革，趙的報告也在一九八七年為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所接受。「政治改革」於是正式提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關於這一段經過，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一九九七) ，根據第一手資料，作了很翔實的記述。我在前面提到的元老派、改革派和體制內知識人之間的基本分歧，在這部書中呈現得很明確。讀者可以自行檢證，這裡便不涉及了。下面我只根據此書的資料澄清兩個問題：第一、鄧為什麼在沉寂了六年之後，忽然又提出「政治改革」的口號？第二、他心中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樣一幅圖像？六關於第一個問題，鄧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聽取經濟情況的匯報時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 他又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這是「政治改革」出場的最早信號。很明顯地，它是被市場經濟所遇到的重重困難逼出來的，並不是鄧已認識到政治上必須走民主開放的道路。這就引至第二個問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在家中會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討論學潮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同時也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調。下面三句話是有代表性的：「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可知他的「政治改革」與一般所理解民主、權力制衡等恰恰相反，其終極目的是要加強一黨專政的效力。所以他又強調：「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他讀了趙紫陽送去的政改報告初稿之後，作了如下的評論：「我們不照搬三權鼎立，你們也沒有寫要三權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點三權鼎立？主要是保證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工作，不能過多干涉。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不能放棄。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我們要搞一個甚麼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加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同年七月七日他與趙紫陽、楊尚昆等「中央五人領導小組」談話，又斬釘截鐵地說：「政治體制要改，旗幟要非常鮮明。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從這幾段話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鄧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不但與民主毫無實質的關聯，而且恰恰相反，其具體的涵義是加強「一黨專政」的「效能」。這和他在一九八零年的思路一貫而又一致的。
鄧的「政治改革」觀念得到確定的理解之後，它與改革派胡、趙等人的想法頗有距離，已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至於知識人所嚮往、追求的「政治改革」，則更是與它背道而馳了。嚴格言之，鄧的「政治改革」其實只能稱之為「政治調整」。上面論「經濟改革」時，我曾引過他的話：「改革要服從於調整，有利於調整，不能妨礙調整。」這句話完全適用於他在政治體制方面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必須服從於調整」是陳雲的持論，其真正涵義是要以「計畫經濟」來範圍和控制「市場經濟」，所以贏得「鳥籠經濟」的稱號、鄧的「政治改革」也可以稱之為「鳥籠政治」。「一黨專政」是「籠」，「改革」則是「鳥」，「鳥」必不能越出「籠」外。由此可見，元老派的共同立場是通過內部「調整」以維持並加強「黨天下」的體制。不過鄧在思想上畢竟比陳多「解放」了一步，在經濟領域內他最後決定讓「鳥」出「籠」。根據他的判斷，在當時的情況下，為了「黨天下」的維持與重整，「鳥籠經濟」已是一個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深信，「政治鳥籠」的強固化足以保證「黨天下」的安全。「政治是決定一切的」；這是斯大林主義者的共同信念，毛澤東如此，鄧小平也不是例外。
現在讓我作一簡短的總結，以結束這篇序文。
毛澤東統治下(一九四九豆一九七六)的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人，受盡了「黨天下」的蹂躪。一九七六年毛逝世的時候，大陸的經濟已瀕臨崩潰的邊緣，二十七年毛暴政下死於非命(包括餓死)的人不下六、七千萬，而在種種惡名下忍辱苟活的人則多得無從統計。所以在中共提出「撥亂反正」的口號之後，舉國上下無不寄望於「黨天下」體制的澈底變更。這正是一九七八年我在大陸親眼目睹的「人心思變」的一幕。我當時雖已直感巨變正在醞釀之中，但是還看不清這場巨變的趨向和性質。藉助於事後的「先見之明」，今天我已能完全斷定：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最重要的過渡時期的開端，其實質內涵可以概括為「『黨天下』的解體」。
所謂「『黨天下』的解體」，指極權體制脫胎換骨，逐步向民主法治、人權的現代文明秩序轉化。這是當時「民主牆」上所提出的要求，十分清楚。這一要求雖由青年一代知識人正式呼喚出來，但顯然表達了大多數民眾的集體願望。然而在「黨天下」體制下，一切權力都集中在「黨」內，因此體制的轉化(即「解體」)必須由「黨」本身來發動和主導。這也是當時體制內外知識人的共識。問題是：一個全權在握的「黨」為什麼要進行「轉化」呢？
但一九七八年恰好是「黨」內領導權爭奪的關鍵時刻。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正在全面佈署，準備取代華國鋒的「凡是派」，以結束長期「無法無天」的統治。在這一佈署中，他們必須爭取知識人的支持。中共的所謂「改革」政策便是這一特殊的歷史情況的矛盾產品。「改革」的原動力是來自民間的知識人，「改革」機制的啟動則掌握在「黨」的手中，二者缺一不可。
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向被看作是「改革」的時期，好像「黨」內與「黨」外都在朝著同一方向努力。這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誤讀。「黨」內確實存在著一個「改革派」，以胡耀邦、趙紫陽兩人為最重要的代表。如果我在前面的分析與事實相去不遠，我們可以說：胡、趙一派並不能代表「黨天下」，因為他們在一段時期內所擁有的權力是「黨」所暫時委託的，一旦他們的「改革」超出了「黨」的劃定範圍，他們便立刻被剝奪一切權力，「黨天下」的權源牢牢地掌握在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手中，一分鐘也沒有放鬆過。所謂「元老派」也絕非指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幾個老人，而充分代表了「黨」作為一個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全「黨」上下擁護「元老派」的人遠遠超過所謂「改革派」。鄧小平本質上繼承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力，儘管其絕對性已不免打了一點折扣。因此只要他一變臉，「改革派」便立即煙消雲散。
鄧的「改革」，嚴格地說，只能稱之為「調整」，其終極目的是恢復因文革而失靈的「專政」機器，使之重新強固化。他誠然也進行了一項重大的「改革」，即市場經濟的引進。前面已分析過，這是因為他判斷：如果不付出計畫經濟的代價，「黨天下」勢將難保。事實上，在經濟領域中所出現的「改革」，如「黨政分開」、「權力下放」之類仍然只能理解為「調整」，因為這裡僅涉及權力在黨內如何重新分配的問題，完整的權力並沒有半點流出「黨」外。「改革派要服從於調整，有利於調整，不能妨礙調整」；這一大原則始終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拋出「經濟放鬆」正是為了強化「政治加緊」的效力。至於因「經濟放鬆」而逐漸出現一個日益擴張的社會空間，使「黨天下」的天羅地網越來越難有效地籠罩，這是所謂「意想不到的後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s」) ，他最初是無法估計得到的。
總之，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大陸便開始步入「『黨天下』解體」的歷史過程，鄧所領導的「黨」則依靠「經濟放鬆，政治加緊」的大戰略來阻止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六·四」結束了第一階段，但在九十年代開始的第二階段中，「黨天下」體制仍然在同一戰略下勉強掙扎。「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似乎正是這一戰略在現階段的寫照。
我的歷史觀察未必中肯，但不妨大膽提出來，為陳彥先生的思想史敘事提供一個歷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