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臨刑前一個月，姐遇羅錦、弟遇羅文、遇羅勉分別前合影，姐姐要回教養院，弟弟要回陝北農村（1970年3月）
文革初期，盛行過一副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應當是一幫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基於「血統論」的「紅對聯」一出臺，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我是明確的反對派。我曾經和一位同學激烈地辯論過一場。我還記得她的出身並不好，我們誰也說服不了對方。最後我使出了「請君人瓮」的壞招：「你出身不好，難道能說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讓我瞠目結舌：「對！我就是混蛋。」她見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識到大過分了，急忙補充道：「每當遇到重大問題，我的思想就比較混……」我非常善意地對她說：「那也不能就說自已是混蛋呀。」
血統論對聯宣囂與譚力夫講話
為了這副對聯，我還被革命小將從學校大禮堂轟出來過。記得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的一個甚麼日子。一幫中學紅衛兵喊著「好漢」和「混蛋」，衝進了清華園，在大禮堂擺起了擂臺，要辯論這副「紅對聯」。這哪裡是甚麼辯論，完全是一邊倒的喧囂。「老子英雄！」須呼的女兵一聲長嘯，「兒好漢！兒好漢！！兒好漢！！！」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動！」領呼的男兵一聲叱呵，「兒混蛋！兒混蛋！！兒混蛋！！！」台下一片殺伐洶湧。我當時坐在第三排，相當靠主席臺，而且居然敢不跟著瘋狂。前排座位後面用鉸鏈掛著十公分左右寬的長木板，可以支起來當桌子。我就趴在上面，假裝睡起覺來。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頭看到一位柳眉倒豎、滿臉怒氣的女紅衛兵。這時候全場都安靜下來，我聽到一聲淒厲的呵斥：「甚麼出身？」我站起來，乎靜地說了一句實話：「職員」。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兒騎牆！」會場對這新口號還不太適應，應者寥寥。她馬上回到會場熟悉的口號「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我身邊一個好心人低聲勸我：「別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尋思：不當混蛋，就得滾蛋。陪伴我的，是一陣陣有節奏的日號聲：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老子平常，兒騎牆！」
「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
走出了大禮堂，聽不到刺耳的口號聲了，卻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陽光。說實話，我這時候心裏空蕩蕩的，甚至有點彷徨。在群體的瘋狂面前，理性顯得如此蒼白和沒有力量。
當我在大字報上讀到譚力夫的八二O講話時，更感覺到那種彷徨，因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麼雄辯、那麼理直氣壯。譚力夫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他在一次校內辯論會的發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講話。譚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語言生動活潑，極具煽動力。
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卻非常折服於他的口才。我至今還記得他講話的一些片段。在講到階級路線時，他說：「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鬥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麼會是同一種心情？！你們躲在被子裡磨牙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這就叫階級烙印！」他還嘲笑反工作組的同學是醋組裡泡出來的軟骨頭，質問時一連用了三個問號：「你們在底下搞的甚度鬼？懷的甚麼鬼胎？要生甚麼鬼兒子？！」對批工作組的同學，則公然開罵：「你們知道哪一個幹部犯了錯誤，就高興得不得了，大有雀躍之勢。看著共產黨的幹部犯錯，你高興甚麼？…他媽的！」
譚力夫的通篇講話，為「血統論」提供了全面系統的理論闡述，我讀了，很沮喪。為甚麼？因為我覺得自己是「血統論」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學畢業那年，要選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國外學外語的應屆高中生。就品學兼優而論，我被公認為當時學校的「一隻頂」。我是我們中學的學生會主席，翻開學生手冊，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全是五分。數學競賽和作文競賽，我是雙料「第一」。但因為出身不夠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後出線的，是一位原來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學。我很不服氣。心裏憋了一日氣，考上了清華，還是不服氣。聽了譚力夫的講話，心裏更不服氣。
一九六七年初，我在一份中學文革小報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羅克。
遇羅克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初讀遇羅克的《出身論》，那感覺就像見到了一顆劃破夜空的流星。覺得他說出了許多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而且說得那麼透徹，表達得那麼準確。文章一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爭相傳抄。許多精彩的片斷，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學辯論時，我的出口成章讓人刮目相看，以至於文革後期清隊時還有人在背後告我的刁狀，懷疑我參與了《出身論》的寫作。唉！我倒是想來著，但哪有這種機會和水平。
說《出身論》是中國六十年代的「人權宣言」，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關於那副「紅對聯」，遇羅克說：「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他追根究柢：「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他判定這副對聯是絕對的錯誤，錯在「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鑒於這副對聯的爭論，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和陳伯達分別出來講話，說明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對此遇羅克並不買帳。他首先從邏輯上反詰：「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然後把各種情況剖析得條理分明：「……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殺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
遇羅克宣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周邊。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遇羅克列舉了大量事實，來說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認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甚麼區別呢？」
當時有一種說法，因為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讓他們經受更多的考驗。遇羅克憤怒地回應：「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是多麼不道德！」
遇羅克準確地指出了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他大聲疾呼：「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立刻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最後他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溫這些火一般的語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閃光，讓我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和遇羅克同時代的美國人：馬丁．路德．金。一九六三年八月，一位美國黑人牧師發表了感動美國的演說：《我有一個夢》；一九六七年一月，一個中國黑崽子發表了感動中國的文章：《出身論》。一九上八四年，馬丁．路德．金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六八年，遇羅克被關進半步橋看守所。一九六八年三月，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在組織「貧民進軍」途中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身亡，時年三十九歲；一九七0年三月五日，黑崽子遇羅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紅包政權執行槍決，年僅二十七歲。
每個民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會產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馬丁．路德．金的「夢」，催生了美國的「民權法案」，成為今天美國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紀念日，是美國全國性的假日。全體美國人，包括白種人，都在這一天紀念他，並以他為做。
我問過我周圍的年輕人，知不知道「遇羅克」其人？大多數都搖頭，少數知道名字的，對他的事跡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時期，難得開明和寬鬆的時期，遇羅克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僅僅是「無罪」！報上發過幾篇紀念文章，似乎並沒有在人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寫幾句。
在紀念遇羅克的文章當中，張郎郎的幾篇回憶文章值得一讀。他們在一起坐牢長達半年之久，後來還一起進了「死刑號」。關於遇羅克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睿智和從容，郎郎有非常生動的記述。遇羅克撰寫的《我家》，是我能讀到的關於他哥哥生平最詳盡的記錄。其中有一段催人淚下：「父親只用『霞走了』三個字述說他痛失愛子的事實，這是我們分別前約定的暗號。可憐的父親甚至不能在信裡發泄一下難過的心情，恐怕壞人看見了會加害我家的每一個人。我和弟弟失聲痛哭起來……在這荒涼的山溝，在這巨山的腳下，在一眼殘破的土窯洞，我們只能用悲慟欲絕的哭聲，來悼念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敬愛的哥哥。」
《我家》中記述了一次姐弟間的談話：「有一天弟弟對姐姐訴說了心中的煩悶，姐姐說：『媽媽、爸爸反右時只顧自己痛快，說了幾句真話，害得我們跟著受罪。』一旁看書的羅克插話道：『不要責怪父母。他們說真話有甚麼錯？我看他們說得太少了。整個社會上說真話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說真話，不說假話，就不會有這種不平。何況即使其是父母錯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擔責任。』」
我們現在都敢說真話了嗎？在令天的中國，說真話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我也有個夢，每年的三月五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摘自開放8月刊，文章：清華園裡的紅色恐怖；作者：萬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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