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21 03:20:42作者：青銅
最近好像又開始扯漢奸了，想起週二先生。
1937 年北京淪陷的時候，週二先生執意留下，誰勸都不聽，固執得九頭牛都拉不回來。遠在美國的胡適先生半夜睡不著，寫詩遙寄，但並不明勸，只說夜色朦朧中依稀見那吃苦茶的老僧正在南行。胡先生的意思是響鑼何需重錘？話說到這個份兒上，老朋友之間也該有些默契。但週二先生是打定了主意不動窩，任你是天王老子也不管用。他老人家的理由是家累繁重。後來朋友勸說的信多了，週二先生也找藉口說「不可把留京諸公看做李陵，可看做蘇武。」又對登門的人說「我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但據當時聽到這話的人回憶，此時周先生背後的書架上就立了一張照片，是日本駐北京要員的合影，其中有週二先生。
北京淪陷之後幾個月，週二先生就出任偽職，當然跟文化有關。一開始是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而後，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再後來終於做了讓他的朋友們透心涼的事情，出任偽教育部總督辦。
週二先生的託辭是‘我總可以作些保護文化的事情’。而實際上，他確實做了一些。但以當時週二先生旗桿一樣的身份，一旦出任偽職，對全國青年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說到週二先生當時在文化界的名望，大概可看看郭沫若先生的評價‘在中國文化界中等夠堪稱楷模的很沒有幾個，而周作人是這很沒有幾個當中比較出眾的一位’。大體是這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郭先生的‘國難聲中懷知堂’。
二先生倒不見得非要做漢奸，我朋友說得好‘他娶了個日本太太，又留學日本，不親日親誰？’放在平常，這可看作人之常情，但國難當頭，這也很難看做是二先生變節的全部原因。
當然，我們今天在此談‘變節’二字，但週二先生也許並不這麼認為，有人說他讀書讀太多，讀出歷史虛無感，把當時的局勢看作是明末，看日本入侵就好像又一個滿族進關一樣。
後來還是他的親哥哥魯迅說得一針見血：‘八道灣就老二一個中國人了，可嘆他又如此之昏’。一個‘昏’字是恰如其分的評價。魯迅先生這話是跟自己母親拉家常時說的，可看作肺腑之言。當是時，風聲日緊，每次時局有變的時候，週二先生的日本太太就把門口的‘周宅’換成‘羽太寓’，還要插日本旗。週二先生此時什麼心態，不得而知，總之是不反對的吧。
當時的地下黨工作者許寶馬癸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突然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說是他在小組會議上經過大家的一致同意去遊說周作人出任偽教育部總督辦。為什麼呢？因為大家一致覺得周作人是個讀書人，他出任總督辦比別人出任危害少。
而此篇很有替周作人開脫意味的文章一發表，眾人嘩然，海外一些報紙甚至認為這是政府準備給週二先生摘帽的前奏。但不幾天，就有當時的地下黨負責人王定南寫文章糾正，聲稱沒有這回事，周作人出任偽職不是組織上的決定，且許寶馬癸當時並非黨組成員。
不管是還是不是，周先生身上的漢奸罪名我看都不會被洗掉，後來老蔣給他定了個叛國罪，他也只好認了。只是他這漢奸比別人的危害要小，他只是‘昏’，不見得‘姦’。他說到底是個讀書人，不做什麼壞事，大節有虧，讓人惋惜多一些。
看看大家的回憶文章，就會發現，越是他身邊的人，越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就越是惋惜之情勝過憤怒之情。而過了一些年，輪到後人評論此事，就見憤青文章，好像寫批判稿似的，歷史的模糊感也從此而來吧。
1937 年北京淪陷的時候，週二先生執意留下，誰勸都不聽，固執得九頭牛都拉不回來。遠在美國的胡適先生半夜睡不著，寫詩遙寄，但並不明勸，只說夜色朦朧中依稀見那吃苦茶的老僧正在南行。胡先生的意思是響鑼何需重錘？話說到這個份兒上，老朋友之間也該有些默契。但週二先生是打定了主意不動窩，任你是天王老子也不管用。他老人家的理由是家累繁重。後來朋友勸說的信多了，週二先生也找藉口說「不可把留京諸公看做李陵，可看做蘇武。」又對登門的人說「我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但據當時聽到這話的人回憶，此時周先生背後的書架上就立了一張照片，是日本駐北京要員的合影，其中有週二先生。
北京淪陷之後幾個月，週二先生就出任偽職，當然跟文化有關。一開始是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而後，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再後來終於做了讓他的朋友們透心涼的事情，出任偽教育部總督辦。
週二先生的託辭是‘我總可以作些保護文化的事情’。而實際上，他確實做了一些。但以當時週二先生旗桿一樣的身份，一旦出任偽職，對全國青年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說到週二先生當時在文化界的名望，大概可看看郭沫若先生的評價‘在中國文化界中等夠堪稱楷模的很沒有幾個，而周作人是這很沒有幾個當中比較出眾的一位’。大體是這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郭先生的‘國難聲中懷知堂’。
二先生倒不見得非要做漢奸，我朋友說得好‘他娶了個日本太太，又留學日本，不親日親誰？’放在平常，這可看作人之常情，但國難當頭，這也很難看做是二先生變節的全部原因。
當然，我們今天在此談‘變節’二字，但週二先生也許並不這麼認為，有人說他讀書讀太多，讀出歷史虛無感，把當時的局勢看作是明末，看日本入侵就好像又一個滿族進關一樣。
後來還是他的親哥哥魯迅說得一針見血：‘八道灣就老二一個中國人了，可嘆他又如此之昏’。一個‘昏’字是恰如其分的評價。魯迅先生這話是跟自己母親拉家常時說的，可看作肺腑之言。當是時，風聲日緊，每次時局有變的時候，週二先生的日本太太就把門口的‘周宅’換成‘羽太寓’，還要插日本旗。週二先生此時什麼心態，不得而知，總之是不反對的吧。
當時的地下黨工作者許寶馬癸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突然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說是他在小組會議上經過大家的一致同意去遊說周作人出任偽教育部總督辦。為什麼呢？因為大家一致覺得周作人是個讀書人，他出任總督辦比別人出任危害少。
而此篇很有替周作人開脫意味的文章一發表，眾人嘩然，海外一些報紙甚至認為這是政府準備給週二先生摘帽的前奏。但不幾天，就有當時的地下黨負責人王定南寫文章糾正，聲稱沒有這回事，周作人出任偽職不是組織上的決定，且許寶馬癸當時並非黨組成員。
不管是還是不是，周先生身上的漢奸罪名我看都不會被洗掉，後來老蔣給他定了個叛國罪，他也只好認了。只是他這漢奸比別人的危害要小，他只是‘昏’，不見得‘姦’。他說到底是個讀書人，不做什麼壞事，大節有虧，讓人惋惜多一些。
看看大家的回憶文章，就會發現，越是他身邊的人，越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就越是惋惜之情勝過憤怒之情。而過了一些年，輪到後人評論此事，就見憤青文章，好像寫批判稿似的，歷史的模糊感也從此而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