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燕博客：今天去醫院

                     曾金燕   2006年8月10日晚 於被便衣警察軟禁監視的BOBO自由城 

2005年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的主題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諾」。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政府責任是諸多履行承諾主體中最關鍵的一方。2006年3月1日，國家開始實施《愛滋病防治條例》，把政府對愛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的關心和保護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無論人們對《愛滋病防治條例》的內容如何貶褒，政府用立法形式來表達履行承諾的決心，值得讚賞。溢美之詞永遠不會太多，在第19個世界愛滋病到來之前，讓我們看看，除了承諾，政府還做了什麼。

一方面，國家各個政府部門聯合發表聲明，表示黨和政府「對女童和愛滋病致孤兒童給予特殊的關愛」；另一方面，2006年夏天在政府主辦的孤兒院，因為愛滋病失去父母的女孩美美，由於檢測出感染了愛滋病，被孤兒院「要求」盡快離開孤兒院，越快越好。理由是：美美是愛滋病感染者，孤兒院不想讓別的孩子因此感染愛滋病。孤兒院應該比任何一個公民都清楚，愛滋病病毒只有三種傳播途徑：性、血液和母嬰，日常生活不會傳播愛滋病病毒。但孤兒院還是拒絕了美美這個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女孩。試想想，一個讀小學的女孩，沒有父母無親無故，又被政府的孤兒院拒絕，她能去哪裡呢？無獨有偶。2005年夏天，世界聞名的愛滋病縣城上蔡某農村小男孩強強，因為愛滋病失去父母被送到孤兒院，不久被檢測出感染了肺結核，因此被孤兒院驅逐，要求其馬上離開。不幸中的萬幸，強強還有一個年逾七十的老奶奶可以依靠，他們還有一隻貓，一起生活。上個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後期，許多農村居民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有償獻血活動而感染上愛滋病病毒。幾年以後，他們進入發病期，緊接著是死亡高峰期。目前中國正開始經歷愛滋病患者死亡的高峰期，隨著家庭的中間、中堅階層——大多感染者是青壯年勞動力，是家庭的支柱——斷絕，越來越多的孤兒和孤老產生，怎麼辦？興辦孤兒院和老人院不是最好的辦法，但不失為一個過渡時期的方法，孩子和老人總得有屋可住、有衣可穿、有飯可吃啊！可是，和美美與強強一樣，目前有孤兒院的愛滋病農村地區，失去父母的孩子們，就算孩子本人沒有感染愛滋病，也只有被挑選進孤兒院的可能，以及被孤兒院拒絕的可能，而沒有任何真正穩定的保障。法律條文在孤兒院的管理者眼裡，成了蒼白的紙片。

2006年值得關注的，還有愛滋病工作者的遭遇。智行基金會的負責人被河南上蔡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通知：「我們已經有兩免一補政策，請你把孩子的資料還給我們，你走吧。」愛源的工作人員被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面對面告知：「我們有兩免一補政策了，不需要你們了，你走吧。」並在村莊「搜查」剛剛進村的愛滋病工作者。兩免一補政策真的全面執行了嗎？現實離理想還差得遠。村民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幫助，孩子們面前可以支持上小學，可是初中就不行了，緊緊因為每個星期無法掏出10元買早中晚飯。孩子們告訴我們：因為沒有錢，所以無法和別的孩子一樣購買練習冊和暑假作業。希望深入高中、職業學校、大學求學的孩子們，因為經濟困難，還在觀望。失去親人的孩子們、青春期的孩子們，人生困惑和心理陰影，「兩免一補」能解決嗎？堅持「血液是中國最主要的愛滋病傳播途徑」觀點的高耀潔醫生，儘管享譽世界，卻被社區警察進家門「欺壓」，趕走正要採訪的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並收到官方的命令「必須馬上離開鄭州」，不准採訪。政府僅僅因為不同意高耀潔醫生的觀點，就窮極手段，濫用政權，從輿論等方面孤立高耀潔醫生這位年已80的老太太。鄉村基層的志願者，由於參與了慈善團體的具體救助工作，一再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威脅和壓制，工作和家庭生活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到處瀰漫著恐懼的氣氛。愛滋病社會活動者胡佳被綁架失蹤41天，事後證明是國家公安局的便衣警察所為。7月20日，婦女愛滋病感染者李喜閣，由於上訪衛生部，和另外兩名婦女感染者一起被控告「涉嫌聚眾衝擊國家機關」而被刑事拘留。李喜閣生產孩子時輸血感染了愛滋病，大女兒由於愛滋病去世，小女兒是愛滋病感染者。她不辭辛苦，自費多次深入鄉村調查取證，找出在同一家婦幼保健醫院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其他婦女及家人。為瞭解決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問題，她一次一次找到政府的相關部門，協商，協商不成只好上訪。她是一個優秀的母親，也是一個努力學習並隨時幫助他人的婦女愛滋病感染者、農村工作者。強權和壓制，能解決眾多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家庭的具體問題嗎？我不這樣認為。

順帶一提，6月份媒體報導了河南上蔡縣一批政府官員被捕，這些政府官員還包含學校的校長，他們「買官賣官收受賄賂」、「瀆職」和「濫用職權」，其中縣委書記楊松泉涉案金額多達千萬。而當地農村感染者獲得的生活補助，大部分每月不足10元。

不得不承認，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既脆弱又強大的政府。這個政府有龐大的機構、眾多的人手、豐厚的資源，卻因為既得利益者的貪婪本性、統治集團的腐化以及警察系統頻繁使用暴力和強權壓制，而陷入低效率低執行能力的泥沼。它對貪污遍佈、地方政府政權黑社會化、貧困、疾病、污染等問題素手無策，只好不停地用高漲的經濟指數來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配合既得利益者的貪婪，拒絕民間嘗試自主解決問題的力量，出臺一些奇怪的統治人民的掠奪性的方針政策或具體措施。然而，在這樣一個脆弱的政府統治下，儘管比起以往，草根的力量在成長，但是這些分散的力量，實在是弱小。他們只有被選擇的可能，而不足以和政府坐在圓桌上一起談話，表達按自己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願望。荒誕地說，履行承諾的主體是政府，政府同時決定社會各界是否「能夠」履行承諾，當政府無法履行承諾時，又把問題拋給了社會。與其如此低效率消耗，不如政府、民間、企業拋棄前嫌，坐在圓桌上，痛痛快快地商議計畫，政府做一個有責任、有效率的政府，民間和企業有自由自主的權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