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韓國呆過一週，這一點與韓國人也不同。韓國人對於政治中國，精神上很獨立，沒有特別的畏懼或親近。日本很不同，歷史的愧疚感，加上親中勢力長期主導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使得普通日本人都成了精神上的侏儒。對此我感到有一種別樣的心酸。
要說愧疚，再沒有中國共產黨更應該感到愧疚了。它直接殺死和間接殺死的中國人民比日本多，它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比日本深重，可是至今它仍然自稱是「人民的大救星」，仍然到處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聲。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家相比，即便是日本那些親中的左翼政治家也都太善良了。
仔細揣摩日本朝野的親中，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親中國，而是遷就中共，不願得罪中共，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怕字。在日期間接觸的日本朋友，或為學界的，或為商界的，他們幾乎全都要與政治中國打交道。學界的怕進入中國政府的黑名單不能自由出入中國，商界的怕被中國政府盯上影響在中國做生意。為此而做出親中姿態，他們是為違心的，自己不舒服，也令他人不舒服。
一位日本教授告訴我，不久前他在中國某大學作學術演講，自我介紹時提到，八九六四時他在天安門廣場，當時是駐北京記者。就這麼一句話，嚇得東道主在台下直搓手：「提到六四，這可怎麼辦哪！」作為民主國家的學者，他內心對中國同行如此恐懼和對中國政府封殺六四是不齒的，可是他又不能不克制自己的言行，隱藏自己的褒貶。
在北海道大學的演講會上，我對在場的所有學者和學生提議：一切關注中國問題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一切學習漢語的外國學生，一切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都應該在自由、民主、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發聲，而不應只是在人權災難和各種反民主、自由的醜行在中國發生之後，你們正好拿來做研究中國的例證。
這樣的學者和學生是不負責任的，是冷血甚至是嗜血的。凡愛中國者，都不應把現實中國純粹當成戲園子，都不應只把中國的各種反人道現像當成純粹的分析研究標本。在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民主化歷程中，需要無數的吹鼓手和活動家。這是日本和中國所有關心人權、自由、民主問題的學者和學生的一塊新的用武之地。
其實不僅是日本，歐美的中國學學者對中國的心態也都是扭曲變態的，是怕流氓的親流氓，是怕綁匪的親綁匪。這種態度不僅害自己，也害了流氓，害了綁匪，使得他們在耍流氓和綁架的邪路上越陷越深。他們因此以為耍流氓和綁匪生涯可以吃遍天下。
《朝日新聞》的一位資深記者，曾駐北京，從廣島乘車五小時到大阪看我。我們談論了許多問題，交換了廣泛的看法。他說他看了我的許多文章，非常喜歡。他特意從網上下載一篇被譯成日文的短文《漢語的複數問題》帶給我，說這篇學術短文寫得真好。
可是有一點，我的《討伐中宣部》裡有稱中國政府是「非合法的」政府，他不能認同。「難道不能用『腐敗的』嗎？」我說不能。我們爭執了半天，始終不能彼此「搞定」.最後我說：「你說你們日本政府也不盡如人意。是的，我承認。可是儘管日本政府不盡如人意，畢竟是你們日本人四年一次選出來的。可是我們中國的政府，自打１９４９成立以來，五十七年從來沒有讓人民選舉過，你說它是不是『非合法的』政府？」
他很不解：「你們每年不是有人大會嗎？現在兩會還正在北京進行。」我說：「是的，我們有人大。可是你知道嗎？那些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是各級黨委書記圈定的？」「原來如此。」「可不就是原來如此！」在場的中國同胞事後告訴我：「這是典型的日本左翼知識份子的心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有說不出的曲意回護。」我說：「今後我們必須讓他們明白這點，遷就中共不是親中國，甚至也不是親中共，實際上是害中共。」
2006年3月21日北京
－－《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