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曾經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由於工作職務之便，高文謙得以披閱大量中共內部的歷史文獻以及對若當事人進行採訪談話。八九期間，高文謙帶領同事上街遊行，支持學生運動，「六四」後遭當局整肅。雖然被單位領導保護過關，但高文謙從此下定決心和中共專制體制徹底決裂，再不充當御用文人，再不滿足於在夾縫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瞭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訴國人，以史為鑒，從中吸取真正的教訓。後來，高文謙來到美國，花費五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部五十萬言的《晚年周恩來》，二○○三年四月在海外出版。
周恩來一直是中共向中國老百姓宣傳的一個「神壇」。《晚年周恩來》的出現，給中國人帶來的震撼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該書出版之後中共一直保持緘默。
高文謙表示：中共高調紀念周恩來，因為這個時候正是去世三十週年，三十週年這是一個整數，再一個就是，從來它紀念每個領導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它現行政治服務的。把周請出來最大的利用價值就在這個問題上。
對於中共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高調紀念周恩來，高文謙分析說：高調紀念是跟往年不一樣的，當年我在文獻研究室呆過，對這些所謂領袖人物啊都是紀念他的誕辰日，在他的忌日的時候不進行活動。當年我們在文獻研究室的時候，也就是每年1月8號是文獻研究室的人和當時周的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到紀念碑和後面的紀念堂去搞一個小活動，但是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子。今年是出了書，另外還有座談會，而且進行報導。我想恐怕原因有這麼幾個：第一，現在是希望用周繼續作為一個正面的（形象），因為周他不管在政治上怎麼樣，他在老百姓心目中還是清廉的。現在中國大陸官場貪腐成風，在這種情況下，還想把他作為一個正面的形象，希望能夠改善現在貪官和老百姓之間緊張的關係，我想這個是原因之一。第二個原因我想恐怕是去年趙紫陽1月17號走的，1月8號和1月17號中間差不到10天吧，這兩個日子挨的非常近，它用這個掩蓋、轉移視線，因為悼念趙紫陽對他們來說絕對是不可能的，他們是絕對不允許的。這兩個日子挨的比較近，是不是也有這層意思在裡邊？
鑒於現今中共在人民中間的威望一落千丈，現在中共領導人想抬出一些經過精心打扮的亡靈，試圖給共產黨這種形象加以某種裝飾。去年11 月份中共紀念胡耀邦九十誕辰，有人分析周恩來「沒有一句空話」正好跟胡耀邦「敢於講真話講實話，勇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共官方表示「周恩來的人格風範為人稱頌」，正好和胡溫認為的胡耀邦樹立了共產黨人始終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的榜樣，有異曲同工之妙。胡溫藉此來推行他們的路線。
高文謙表示：胡溫路線那是什麼？什麼以民為本啊，什麼，什麼，這些東西都是說了也兌不了現。我看「周恩來沒有講空話」，這話根本就站不住腳的。現在不是有人已經考察出來嗎？第一次提出大躍進就是周恩來本人了。至於胡溫他們究竟是想利用周的哪一點？我想恐怕最重要的還是所謂的這種清廉。再有的話呢，紀念周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利用價值在哪呢？就是所謂周的這種相忍為黨，所謂的任勞任怨，所謂的廉潔奉公，我想像到的可以利用的大概是這幾點，大概跟空話離得比較遠一點。我前面所說的相忍為黨，顧全大局，還有廉潔奉公，任勞任怨，都希望普通的黨員做到周這樣子，那麼他們的日子就好過了，第一，可以緩和跟民眾之間尖銳的關係，第二，最高領導層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希望都要和黨中央，或者是和掌握最高權利的人，保持一致。我覺得這是他們紀念周最大的利用價值是在這個裡面。
前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張宏喜在《世界知識》雜誌發表題為「周恩來高尚品德千古一人」的文章不點名批評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
文章說「有幾個逃到外國仰仗洋人鼻息專靠污蔑自己的祖國拿幾個臭洋錢討生活的傢伙就是這種人。他們先是污蔑毛澤東後來又謾罵周恩來似乎把這兩位中共領導人罵倒中共就站不住腳了……根據我在紐約工作的經驗我可以斷言有些所謂的『作品』不過是幾個中華民族的敗類在想置我們於死地的具有特殊背景的某機構的操縱下炮製出來的。」
高文謙表示：我的書剛一出的時候沒有人特別是官方的人正式出面來給我扣這種帽子，所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轉念一想也難怪，因為我這本書據我知道，在中共內部、在知識界、思想界傳得非常廣，看的人非常多，看完後認同我書中的一些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周實際上是中共已故的領導人中唯一一個在民眾中還是口碑比較好的。實際上由於我這本書出了以後，很多人接受或認同我這種觀點，對周有另外一番思考，這種思考使得他們非常氣急敗壞，是一種惱羞成怒以後才說出來這種話。別看他說什麼民族敗類啊，前面說滿嘴噴糞啊，胡說八道啊，全都是文革式的語言。這種文革式的語言看起來是很凶的，但實際上是色厲而內荏，實際上心非常虛。他要是心不虛的話，他可以點我的名，實際上張宏喜嚴格地講他並沒有直接點我的名，他是不指名的點名，為什麼不敢點名呢？無非是他不敢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吧。還有就這句話叫做「我出版我這本書是在想置我們於死地的，某個機構的資助下」這個東西完全是無中生有啊，但是他用這種語言就可以感覺到戳到它們很疼的地方了，所以才這麼樣的咬牙切齒。
高文謙認為：《晚年周恩來》一書只提供準確可靠的史實，至於對周恩來的評價，應由讀者本人根據自己的經歷和價值取向做出自己的結論。人們在看過《晚年周恩來》一書後所呈現的多元的看法和評價。
高文謙對於張宏喜，它只有謾罵，並沒有對《晚年周恩來》提出任何與歷史事實不符的論據時表示，它們實際上把這本書翻了一個底朝天，去年在香港廣角鏡用司馬公的筆名，實際上就是大陸官方文獻研究室的這批人在那搞了一個寫作班子在那批我，但實際上拿不出來，為什麼呢？我講的是真話，它們是極力想遮掩當年的歷史真相，維護周恩來神壇上的這麼一種位置。實際上就是真理不在它們手上，可是影響又非常大，它們怎麼辦呢？它們正式召開一個座談會，而且用張宏喜這種人，用文革式的污言穢語呀，好像又回到文革那個時候了。作為一個堂堂的前外交官，他當年在紐約當總領事，表現也是「可以的」。據我知道那時對法輪功還有批台獨那都是非常左。張宏喜這個人實在是惡評如潮，就是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他。這種惡霸的作風真是丟人現眼，給中國外交官隊伍臉上抹黑，這種人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居然大放厥詞，不知今夕是何夕，已經不是當年文革那種年代了。
《晚年周恩來》主要寫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寫到中共上層權力鬥爭。其中寫道毛澤東的專橫霸道，奸詐殘忍；包括周本人在內的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投機怯懦，苟且偷生。
評論家胡平表示，正如索爾仁尼琴在談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時講過的那樣：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黨：大部分掌權的黨員，直到自己被捕入獄的前一刻，還在毫無伶憫地把別人關進去，遵照同樣的指示消滅自己的同類。
(希望之聲記者蔡紅齊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