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腐敗現象的背後,是更為令人震驚的靈魂腐爛。現在,在中共權貴的價值排序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只有赤裸裸的權力。權力,既是權貴們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也是權貴們追逐的最高目標。政權和官員個人皆奉行機會主義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良知或法治的容身之地,而只有赤裸裸的惟利是圖和馬基亞維利主義的野蠻殘忍。不擇手段的冷酷和欺騙,變成秩序維護者的「職業道德」,甚至變成了「崇高的責任」。皆服從於,而在維持政權穩定這一最高目的背後所隱藏的,則是量化到權貴家族及其精英群體的個人既得利益。
如果說,在鄧、胡、趙的改革同盟主政的80年代,威權之下的穩定還是趨向政治良知的發展型秩序,那麼,「6.4」後的16年間,威權下的穩定就墮落毫無政治良知的壞秩序,其中最具破壞性的成分就是精英同盟的權益性──我要一夜暴富,我發了大財後要安全上岸,我上岸之後,管他洪水滔天。
中共權貴們受惠於獨裁下的穩定秩序,但打開的國門也使他們知道秩序有好壞之分,知道獨裁秩序穩定的脆弱短暫,知道自由秩序穩定的牢固長遠。所以,他們對獨裁秩序的認同,是充分機會主義的,他們沒有發自內心的長遠信仰,而僅僅是基於既得利益的短期行為。他們只是把壞秩序的穩定作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然後再把一夜暴富的財產轉移到西方好秩序之中。
獨裁製度合法性的極端脆弱,使他們普遍地懷有最下流的末班車心態,普遍地奉行機會主義犬儒主義的生存之道,在壞秩序還穩定時,毫無顧忌地掠奪財富,直到掠奪盡最後1塊銅板;肆無忌憚地敗壞人性,直到瓦解掉最後1道道德防線。而一旦社會穩定即將崩潰,這些發了大財的極少數人已經遠離了這個壞秩序,在大洋彼岸的好秩序之中,一邊安全地享受著從壞秩序掠奪來的巨額財富,一邊欣賞著那些無路可逃的絕大多數在危機的總爆發中覆滅。他們甚至還會慶幸於自己的精明,發出幸災樂禍的感嘆:終於逃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地獄,多麼令人震驚!
更要命的是,在壞秩序中,執政者及其精英集團為了維護其絕對權力,一方面,永遠自稱偉大光榮正確,把所有的成績歸在自己的名下,為所有的失敗找到替罪羊;另一方面,他們慣於編造謊言,掩飾黑暗面和潛在危機,即便面對明顯的社會危機,不管多麼嚴重,也決不公開承認自己的失誤;他們善於利用制度行賄來收買社會精英,以達到對主要社會領域的控制;他們長於製造草木皆兵的恐怖,希望把任何異見消滅於萌芽狀態。
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是權力掠奪私人資產的野蠻;後毛澤東時代的跛足改革,就是極少數特權者利用公權力把公共資產變成個人私產的野蠻,權貴們和各級代理人從這種所有權缺位的增量改革中撈取的利益越大,維護舊體制的頑固阻力就越大,建立新體制的難度也隨之遽增,以致於最後形成一種最大獲利集團之間的剛性利益同盟,非經過暴烈的社會革命而無法打破。到了這一步,就是死結,解開這個結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全面崩潰。
如果中共政權仍然按照現行戰略駕駛中國這條破船,如果權貴精英仍然言不由衷地為穩定第一的駕駛方式辯護,那麼分享著這條破船的權貴們,將在耗盡所剩無幾的能源之後,棄船而逃向大洋彼岸,然後看著破船的沉沒,看著此岸的巨大廢墟和留下來的民眾的徹底絕望。這樣的極端自私、無恥和冷酷,並非未來的道德圖景,而是當下的道德現實:大陸每年向西方轉移的幾百億美元的資產和權貴家族成員的大量移民,說明瞭他們早已為沉沒之時的棄船而逃做好了準備!(2005年10月28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民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