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受害者英子有根有據地指證了邱某的犯罪事實(犯罪的時間、地點和情節；舉出了邱某親手執筆的「私了協議書」)。可是，當警方將邱某帶到公安機關後，因沒有更為充分的證據，就將嫌疑人放回了家。我不知道更為充分的證據是什麼，是罪犯的精液？一個涉世不深的16歲少女怎麼會有如此豐富的收證經驗呢？
其二，任何一個女人要妊娠分娩，都要有一個十月懷胎的時間段。那麼，在這個不短的時間段裡，有關部門怎麼會對一個16歲少女懷孕之事熟視無睹呢？有關部門怎麼會讓這個年齡尚小、沒有結婚的少女挺起大肚子而不聞不問呢？
其三，明明知道英子受了傷害，並且將觸犯國策搞計畫外生育，有關部門並不十分著急先替英子解決眼前的肚子問題，而是耐心地等待著英子拿出更為充分的證據。結果，證據等到了，但是英子身心所受的傷害變本加厲了。自己還沒真正成熟，養活自己還比較困難的英子，怎樣將自己的小女撫養成人？
司法辦案都強調「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個原則沒有錯。問題是，在具體辦案中，哪有一下子充分掌握犯罪證據的？往往是順籐摸瓜、步步深入。不然，就貽誤了時機，讓犯罪份子逃出了法網。事實上，公安人員應該運用邏輯推理學，採取心理學、倫理學等方法，獲得充分而翔實的證據使案情水落石出。從英子生下孩子作證這事上，我們看到，一些職能部門「權力即責任」的理念還很淡漠，其「不作為」甚至有瀆職違法之嫌。筆者以為，有關部門應承擔英子計畫外生育的法律責任和由此引起的後果。不然，還會有更多的英子式的悲劇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繼續上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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