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十六日），在紐約曼哈頓，上千名臺灣人為歡迎李前總統的到來，舉行盛大的歡迎晚宴，一個星期以後，在美國西岸的洛杉磯將舉行名為「世紀饗宴」的二千人歡迎餐會。在美國的臺灣人如此盛情接待李登輝先生，表達他們對李先生促使臺灣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所做努力與貢獻的感激與敬意。
與此同時，對岸反台獨的中國人最痛恨的是李登輝，他們對李登輝所使用的惡毒詞彙超過了對殺害了八千萬中國人的惡魔毛澤東；在臺灣，統派的泛藍人士最痛恨的也是李登輝。所以無論是在中國人、還是在臺灣那些前中國人眼裡，李登輝骨子裡就是一個台獨份子。
但在綠色陣營中，卻有人抱怨李登輝不是台獨前輩；說在蔣時代，許多臺灣人為台獨而奮鬥的時候，因被蔣經國重用而在國民黨內節節高升的李登輝，並沒有公開為台獨打拼和努力，只是後來才轉向支持台獨的。
李登輝到底是中國人認為的從一開始骨子裡就是要走台獨之路的人，還是某些臺灣人眼裡的後來才轉向支持台獨的？對李登輝稍加研究就會發現，在蔣時代的李登輝，包括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他最關心的確實不是「台獨」。李登輝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同時也是相當注重操作的務實主義者，在當時的那種政治環境下，對於李登輝來說，「台獨」是遙遠而無法操作的。他當時最看重的是臺灣如何走向民主，而更早些，他最關心的是臺灣農民的生計。
那麼李登輝怎麼能走到這一步，成了最大的台獨份子了呢？追尋這個人生命的腳步，你會發現，他走到這一步是一個必然。儘管對於臺灣是否獨立的問題他較晚才全力投入，但有一點他是自青少年時期就清晰的，那就是他熱愛臺灣這片土地，他關心臺灣這塊土地上人民的疾苦。作為一個天生性情熱烈、少年時代就開始喜愛哲學和文學的人，他卻選擇去學習農業經濟，選擇一個直接和民生相關的、務實的領域。這點本身已經表現出他和其他人的不同。
李登輝一路走來，一直在關懷著臺灣的民生狀況，他對臺灣的每一條河流都瞭如指掌，為自己做了第一個臺灣的農業經濟統計而驕傲。他只有一顆單純的心，幫助臺灣人民過好日子。在蔣經國去世，他繼任總統高位之後，他最關心、最傾盡身心去努力的是要把臺灣推向一個民主社會。只有這一點，他從來都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對於一個一生都關心臺灣的民生、福祉的人來說，當他意識到走獨立建國的道路是臺灣民眾心底呼喚的時候，那麼去呼應這個呼喚，去遵從這個民意，就成為一個自然的、必然的選擇。
今天，臺灣獨立已成為一個勢不可當的走向，並不是由於李登輝以台獨為出發點而發展成現在這種狀況的，而是李登輝把臺灣變成民主社會之後的一個結果。不是為台獨而台獨，是為追求民主而走向台獨，這不僅比從一開始就以台獨為目標更高一個層次，而且在更正確的道路上。也就是說，李登輝走的不是一條民族主義的台獨之路，而是民主主義的尊重人民選擇之路。
李登輝提出的「生命共同體」和「新時代的臺灣人」都不是以血緣、族群、省籍劃線，而是以「公民意識」 和「社區意識」融合所有在臺灣居住的人。他特別強調這個共同體必須是「民主的」而不是「民族的」。他不是要用臺灣的「民族主義」去對抗中國的「民族主義」，而是要用臺灣的民主戰勝中國的專制。這是李登輝高於很多台獨政治人物之處，也是其具有號召力和生命力所在。
正如無數的英雄都是在生命的進程中，尋找、探索、逐漸清晰自己的使命，然後為完成那個使命而拚搏。李登輝就是在這種不斷地尋求、不止的思索中越來越清晰了，他身上背著臺灣的十字架，帶領臺灣人民走出被種種外來政權踐踏過的沼澤、泥濘，在臺灣這個美麗的島嶼上，建立一個由這裡的人民主宰自己命運的國家已經歷史性地成為他的使命。對於一個有基督信仰的人來說，在明確地意識到上帝給予的使命之後，那種力量之巨大，是任何眼前的障礙都根本無法阻擋的。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台獨思想並不強烈的李登輝，今天對臺灣的制憲、正名、建國的意志比某些從一開始就追求台獨的人更堅定。
今天，這許許多多的臺灣人之所以這麼盛情地歡迎李登輝先生，向他表達敬意和感激之心，就因為他們意識到了如果不是李登輝成功地把臺灣從獨裁專制轉向民主社會的話，台獨的目標是遙不可及的。而李登輝作為一個威權統治下繼任過來的總統，不僅能夠主動推動民主，並且能夠主動放權，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無權者的抗爭是正常的、自然的、容易的；而掌權者，尤其是最高權力者，能為無權者爭取權力（和權利），是絕對不容易的，是一個偉大的壯舉。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今天非常高度地評價建國之父華盛頓，他在完全有可能繼續做總統的時候放棄了權力。李登輝在有兩種可能的情況下也放棄了權力，第一，以臺灣當時的權力架構，他可以延續蔣經國式的威權統治。第二，在他成功地把直選總統納入憲法之後，作為全民直選的總統，他只當了一屆（前一屆為國民黨內選的），完全可以合法地再選一次總統，他也放棄了。
一位臺灣朋友曾非常感慨地告訴我，在二千年五月二十日陳水扁的就職典禮時，他非常仔細地觀察了把權力轉交給陳水扁後的李登輝，他說，從李登輝臉上不僅沒有看出任何一點失去權力後的落寞，而是滿臉的驕傲，你可以清楚地讀出他的內心：在我手裡完成了權力的和平移交。這是一個指標，第二次選舉比第一次更重要。李登輝是個指標性的人物，他更對完成指標性的事業感興趣。
把獨裁、威權統治的臺灣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李登輝完成了一個最重大的指標。現在他把視線轉向了下一個指標：制憲、正名、建國。儘管他已經完全沒有了政治權力，但是他在做著一個公民的最大努力。
當有一天臺灣終於成為一個完全正常的獨立國家，當臺灣人民自豪地撰寫這個新國家歷史的時候，李登輝的獨特貢獻，將會像美國人對華盛頓一樣被臺灣人民推崇和銘記。
（臺北《自由時報》 2005年10 月16日「星期專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