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其生命力顯然要長久得多，官僚隊伍的有效的執行力也會維持相當長的1個時期，兩害相權取其輕。
江澤民作為中共的第三代領導人，雖然他的生命有機體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但是從政治生命上來看可以蓋棺論定了。通常作為1個國家領導人都具有強烈的政治使命感，要有一番作為，知道要把這個國家引向何處，尤其是在江接手的這個多災多難面對著各種無法逃避的責任的中國，使命感應該尤其強烈。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他身上有任何的那怕是一點的使命感，14年的無所作為夢遊般地統治，「穩定壓倒一切」，這一句話就可以概括他的政治統治生涯，14年他從來沒有表露過他有任何的起碼的政治見解和施政方向和目標，不知道這是中共的不幸還是中國民眾的不幸。
「6．4」上臺伊始，他就應該意識到自己的一種無法逃避的政治使，那就是營造出1個穩定的能夠讓官僚奉公守法（建立建全清除腐敗的一套機制）讓人民相安無事從而有利於中共繼續執政的政經制度。穩定不是在中宣部的指示中實現的。但是他沒有，沒有一點點的作為，他的14年的統治，頗類似於明萬厲皇帝的那種怠工式的──與臣僚堵氣、作對、人們希望他做什麼，而他偏反其道而行之，例如放著社保、醫保這些最基本的同時也是急迫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不顧，而去搞那種表面繁華自吹自雷的表面文間，如舉辦奧運會，可說是江氏執政風格的登峰造極的執政，面對各種矛盾各種難題視而不見一推了之一壓了之的統治態度，他的這種統治之道，面對那麼多的社會政治難題而作逍遙之遊，至今是1個謎，有待後人研究。不管怎麼說，在他手上，終於斷送了讓中共執政體制最後能夠轉危為安的機會。在他執政的14年，他所面對的社會矛盾和政治體制難題的解決是不容遲緩的，但還不是積重難返的，只要有決心，甚至是不需要太大的決心，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至少能夠讓社會危機爆發的晚一點，能夠在保住執政黨地位的前提下予以緩和的，畢竟那時的問題和矛盾才剛則浮出水面或是浮出水面不久，稍微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能夠意識到，時間決定一切，隨著時間的流逝，矛盾將越積越重，解決的難度會越來越大，最終將會成為1個無法打開的死結，那種什麼都不顧，只強調ＧＤＰ增長的「一條腿」走路的發展思路，留給他的後任胡錦濤的是1個危機重重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政治困局。現今的中國，我
們已經看到了江澤民統而不治的政治後果，人民不滿的騷動和社會的混亂已成為常態。
如果不是從為文的嚴肅性來看，我們真的懷疑江澤民是否是故意惡作劇而為之，給他的後任留下難題，留下這樣的1個怎麼走都無法走出來的困局。如果中共因此而亡──這是肯定的，只是時間問題，如果中共政權在胡手中斷送掉的話，後世總結這段歷史的話，我想最恰切的話是引用史家總結明史的1句話，「明之亡，不亡于思宗（祟禎）而實亡於神宗（萬曆）。」
而江在他的執政後期提出的所謂「三個代表」，恰好從另1個側面上說明他改而不革的執政生涯使中共喪失了或者說不知道他的執政基礎在哪裡，執政信念在哪裡，執政方向在哪裡。
但最重要的是，江澤民留給胡錦濤的政治遺產中最可怕的也是最致命的是官僚隊伍的徹底朽爛，喪失了最起碼的執行力，任何高層良好的利民初衷到下面都要走形扭曲，形象地說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從而轉化成1種官僚自利的尋租工具從而害民毀民，而且隨著江的14年的糊塗統治，這個擔當著中央到地主基層的政策執行工具的官僚集團已經演變為1個成熟的有自己的利益觀價值觀的利益集團，他們沒有任何執政為民的信念，不講任何操守，為官只是為了更好地最大限度地謀取個人的利益，在兩種制度中，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的1種中間過渡狀態中大獲其利，而成為反對走向完全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中的1個阻力集團，並因此具有一種組織性的反對力量與中央博弈，有如《北京青年報》上所形容的1種「中間過程利益集團」
他們願意改革的停滯，永遠地維持住這種即不是計畫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的中間狀態，而這種中間狀態的延續又從某一方面有利於中共（只想經濟改革不想政治改革）的一黨執政地位，如果這世上真有1個江澤民主義的話，可以作這樣的1個簡單概括，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不再依靠工人和農民階級作為它的政治基礎，而是有意地有目的性地實行1種即不是計畫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的中間經濟體制，從而飬養出利用這種中間狀態大獲其利的官僚即得利益集團作為執政黨的政治基礎，以便更效地維護其專制。
但願我們的江澤民總書記只是出於無心的結果，否則這個官僚即得利益集團就太可怕了，因為它只享受權利而不盡義務，不具有任何執行力，把中央的政策一以貫之到基層，讓社會出現明顯的脫節，讓社會生活僵化失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現時種種社會矛盾激化就是這種官僚利益集團自覺或不自覺的胡作非為和無所作為的結果。這也就是胡錦濤上臺後提出「加強執政能力」的這一問題的由來。這個問題放在民主國家裡不會成其為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產生這個問題的制度之壤，而在民主制度不徹底的國家裡，它會存在，但卻不會致命，但是在專制國家裡它是致命的，因為它的專制體制不具有民意性，也無意想具有民意性，也不在意民意性，而且也根本不存民主國家裡那種「異體監督」的體制外糾偏力量的存在。而專制制度得以存在下去的關鍵就在於它的官僚（幹部）隊伍毫無道德感約束的高效果決的執行力以對抗民意的擾動，這種執行力更形象地說就是政府的「威壓力」──鎮壓民眾的反抗能力的強弱，腐敗並不可怕，專制體制本質就必然導致腐敗，但腐敗與官僚隊伍的執行力並不必然地相關聯，看看在中國的封建王朝裡，腐敗的官僚隊伍同樣具有很高效的執行力，能夠把皇權施展到基層社會，只是到了晚期，它才徹底地失去了執行力，而這個時間跨度通常是200年左右，專制王朝因為官僚隊伍的腐化喪失執行力，從而最終因為社會動亂結束這個王朝專制，代之以另1個王朝專制，而中共才建政50餘年，就出現末世景象，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在1個專制國家，腐敗不可怕，並不是它喪失政權的決定性因素，相反有時它還是維護專制制度的1個輔助劑，能夠有效地用來鞏固它的專制制度，只是在江的時代，因為他個人的無能，才出現這樣1種因為腐敗而快速導致官僚執行力喪失的現象，這是1個特例，他忘記了鄧的教導，「要兩手都要硬。」在施惠官僚集團的同時，忘掉了揮舞大棒。
中共的締造者毛澤東就說得很明白，「路線制定以後，幹部決定一切」，在1個專制國家裡，官僚決定一切，即決定人民生活的質量，也決定專制穩固程度。一旦喪失了這種執行力，專制制度也就處於崩潰的前夕。任何1種制度下的官僚，都有天性自利的本性，在民主國家裡，官僚隊伍的執行力是靠民意，民主制度來保證的，而在包括前蘇聯在內的共產黨國家裡，官僚的執行力，以斯大林和毛澤東這兩個典型的統治者為代表，他們是靠不斷的清洗和運動來保證官僚隊伍始終具有最高效的執行力。而不是以利誘之，這一點上江為中共自掘了墳墓。這裡只說中國，在毛時代，不管他如何倒行逆施，因為官僚隊伍始終畏懼政治上的高壓而始終保持著很高的執行力，政策能夠從中央到基層始終一以貫之，不會受到任何干擾和變形，在鄧時代，不再有政治運動的高壓，而且他也不具有毛那樣的威望，官僚的執行力就在不斷地衰減，「6．4」的爆發，從這個方面來看就是1個很好的印證。但鄧最後闖過「6．4」，總的來說，還是最終有賴於他沿用的毛時代的官僚隊伍的執行力（他本身就是這個官僚隊伍中的1員，而且是很得力的1員）的保障。
上臺的胡錦濤正面臨這樣的1個吏治全面腐敗、大局糜爛的困局，現今所有社會矛盾的激化都緣於江時代這個豢養出來的毫無執行力的官僚即得利益集團為了尋求自身利益的胡作非為，從而讓社會處於即將崩潰的邊緣，時間不允許他能夠像江一樣能拖就拖，或是不理不睬，如果他不想讓中共的政權斷送自己的手上，他就必須要讓中共官僚隊伍重新煥發出執行力來貫徹他的方針政策，在共產黨執政的制度資源和經驗中，他能夠唯一借鑒的是就只有斯大林和毛澤東所採取的那種「砍人頭式的清洗」，而他顯然不具有這樣的魅力，而且時代的不同，也不大可能讓他有這樣做的政治條件，而他現時所搞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整黨運動，因為不像毛時代不鬥爭不流血，終究對打造中共官僚隊伍的執行力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後，胡錦濤，向何處去？只有兩種可能，1種是向民主制度靠攏，另1種是倒退到中國即往的封建王朝的專制制度中去尋找制度資源。從他兩年來執政的表現來看，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他有第1種的傾向，但不排除他執政晚期會有這方面的可能。只是目前，如果從悲觀的角度來看，從他執政的一些做法來看，他正在從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中尋找制度資源，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即然他沒有「大清洗」的魄力，又沒有江時代那種制度穩固性上的比較優勢，他無法逃避像江那樣還有政治社會所能容納緩衝矛盾的餘地，或者說江已經不留任何情面把這種餘地提前用完，他不可能、歷史也不會給他機會把責任和問題推給他的下一任，在他的任內，要麼危機解決，要麼危機徹底爆發，讓中共成為歷史。他別無選擇，沒有折衷之道，只剩下這最後的1條道路，從中國既往的專制制度裡尋找激發官僚政治執行力的制度工具。他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如去年在中共紀委施行的糾劾中共官員違紀違法的巡視員制度，其借鑒就是專制王朝「御史臺糾察制度」1個現代翻版。公心而論，以現在中共的執政體制的穩定性來看，它是遠遠比不上中國專制王朝的統治制度的穩定性的。中國專制社會只是與西方民主制度相比較而言，才顯出它的落後性，但是從另1個角度上來講，把它比做1個大一統的壟斷公司，則它的一些制度性的東西，能夠通常使它延續200多年的生命週期，這是連現在的一些成功的大跨國公司都無法望其項背的，從這一點來看，無疑它的這1套制度比起中共以及一切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要成功得多──因為延續最長時間的共產黨國家前蘇聯也只是存在了70多年──它的制度資源對如今危機重重的中共來說是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的。
胡錦濤所借鑒的封建專制王朝相對獨立的監察（言官）制度，至少在相當長的1個時期會起到提高中共官僚隊伍執政能力的作用，吏治腐敗會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雖然最終不能解決問題，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對胡錦濤來說不失為明智之舉，出於路徑依賴，沒有成功的共產黨執政國家的經驗讓他借鑒，我相信他是極有可能把中國重新納入到封建王朝的統治儀軌中去，面對現時激化的社會矛盾，他具有這樣做的動機，至少不能讓中共的執政地位在他這一任手上瓦解。但因此中國將迎來1個比江的朝代更黑暗的時代。這已經部分地得到印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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