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小時候正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年代，華夏硝煙四起，家中貧困不堪。為躲避戰亂，奶奶帶著全家從縣城逃到鄉下種田，爺爺是「挑四八股繩」四鄉沿街叫賣的貨郎。從小受苦的爸爸很早就開始協助爺爺，奶奶挑起家庭的重擔，拉扯更年幼的叔叔和姑姑。
當陳毅大軍在山東蕩平了蒙良崮揮師北上時，我的家鄉成了全國最早的解放城市之一。一家軍用小造紙廠隨軍從膠東解放區遷來，爸爸成了這個工廠的第一批學徒工，次年，爸爸做了新郎。
在工廠裡爸爸勤勞苦幹，深得老師父們的讚譽。儘管僅有高小文化水平，可爸爸勤奮好學，心靈手巧，不久就在工廠的政治宣傳和文藝活動中脫穎而出，吹拉彈唱文章書畫無所不能，逐漸成為工會骨幹分子和黨團幹部。許多年後我大學畢業，踏著爸爸的足跡又去了那家已成為大型企業的工廠。許多老職工對我談起爸爸當年在工廠裡演唱黃梅戲及京劇等情景時，依然記憶猶新，讚不絕口。
爸爸從一名普通工人成為國家幹部，進入了這個地級市的機關大院，一幹就是三十幾年。「四清」時登自行車下鄉，文革時陪「走資派」挨鬥，住牛棚，學大寨，學大慶時下基層「蹲點」，幾十年如一日，就像棋盤上的一枚棋子，黨指向哪裡就擺到哪裡，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工作，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做人。因工作需要在機關的許多部門都做過，無論走到哪裡都是公認的「老黃牛」。但是，由於爸爸生性耿直，不善阿諛逢迎投機鑽營，因而得不到領導的賞識，許多年來始終是一個「大頭兵」，沒有被提拔起來。工資也是幾十年一貫制－－－「３４．５元」，人稱「米發掃」式幹部。
八十年代初，組織部門任免提拔幹部的內定標準是「知識化，年輕化，革命化」，先決條件是「知識化」，於是一大批有大學學歷年輕有為的幹部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我當時剛畢業分配到工廠裡幾年，也被廠黨委列為「第三梯隊」重點培養，成為廠裡最年輕的科長之一。而爸爸只有小學文憑，「革命化」 有餘而學歷不足，當然不在考慮之列，繼續在機關裡當「大頭兵」。過了幾年，這個標準悄悄變成了「年輕化，知識化，革命化」，以「年輕化」為先，而爸爸已經不年輕了，只能安排一個中層職位，擔任了任何人都不願做，出力又不討好的差事－－「紀委書記」。再後來，當上述提幹標準變為「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不再強調學歷和年齡時，爸爸的身體已經完全垮了下來，不能繼續勝任工作了，從此「官場」再與他無緣。我猜想，眼看著當年的下屬一個個提拔成了自己的上司，爸爸的心情是苦悶和不平靜的。表面上看來這是個職位問題，實際上多年的辛勤工作得不到社會和是領導的認可，還被那個變來變去的所謂「提幹標準」戲弄，任何人的心裏都是難以承受的。
最終，「老黃牛」病了，不得不住進了醫院。剛開始時沒有床位，爸爸只能躺在走廊邊的臨時病床上。那時醫院裡盛行給醫護人員送「紅包」，否則病人就不可能得到應有的醫治。我找到了時任該醫院辦公室主任的同學，在她的指點下挨門挨戶地給醫師，藥劑師，護士長，主要護士等送禮，好不容易將病重的爸爸從吵雜的走廊搬進了特護病房。什麼是「特護病房」？無非是一個安靜一點兒的單間而已，除了常規的醫生查房和護士打針，其他的護理一律由病人家屬負責，照看病人的坐臥服藥餵食更衣擦洗。既使需要拍ＣＴ，照Ｘ光，也要家裡來人將病人抬來抬去。在爸爸住院的幾個月裡，全家人車輪大戰２４小時值班。爸爸在病床上掙扎和喘息，我們在病床邊受罪與落淚。
爸爸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他自己和我們全家都明白他的來日無多了。在最後的幾天裡，爸爸讓我們去請單位的領導。因為他負責紀委工作，在他的文件櫃裡還有一些重要的群眾來信，揭發材料，還有一些未竟的工作，關乎基層黨組織的威望和形象，他需要當面將鑰匙交出並向組織做出最後的交待。可是，當那位領導終於來到爸爸的病床前時，只是冠冕堂皇地說了些「祝你早日康復」及「不必再操心了」之類的話就匆匆離去了，根本不理會爸爸的訴說和轉交。當送走了那位領導回到病房時我看到，爸爸枯槁的手中握著一串鑰匙，兩眼熱淚滾滾……
爸爸老淚縱橫，在我的記憶中我從來沒有見過爸爸流淚。爸爸是倔強和頑強的，家庭的拖累生活的艱難不曾使他皺眉和嘆氣，工作的壓力官場的險惡未曾讓他退縮和害怕。他現在哭了，是那樣的痛心。不是因為單位領導在他病重期間不關不問的態度，近萬元的住院費藥費沒有著落，更不是因為辛苦一生得不到升遷的機會，家徒四壁寒酸荒唐。我想他是在為理想的破滅而悲傷，因事業的無望而忿恨。他曾執著地為了那個理想獻出了畢生的一切，始終不渝和虔誠地維護著那個黨的利益和形象，到頭來卻得不到任何理解與支持。如其說他在流淚，倒不如說他的心在流血，在破碎。他的精神徹底地失望和崩潰了。有一首歌中唱道：「黨啊，親愛的媽媽」，可依我看那黨更像一位「後媽」和「惡婆」，因為你沒有善待那些忠誠祖國的兒子們，更因為你允許貪污腐敗等醜惡氾濫。我時常暗自發問：你還是那個信誓旦旦為人民謀利益的「先鋒隊」嗎？我看到鐮刀斧頭雖印在你的那面旗幟上，卻實實在在地被你踩到了腳底下……
爸爸的彌留之際，氣若游絲似有似無。當他又一次從昏迷中醒來，示意有話要說。我來到他的床前將耳朵貼近他的嘴唇，聽他用嘶啞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話。他的大意是：這麼多年來努力工作，無愧於良心，但不知道為什麼卻得不到一個好的結果。他不明白為什麼社會發展會成這個樣子，對國家的未來很失望。他希望我吸取教訓，不要步他的後塵，因為在我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的結局將是我的未來。最後爸爸將手中的鑰匙交給我，因為我也是「黨的人」，懂原則和紀律，知道如何妥善處理他的文件。那是爸爸最後一次跟我說話，他是在拼著最後的氣力訴說積淤在心中的苦悶並做出臨終的囑託。
爸爸帶著惆悵和遺憾走了。幾天之後我來到他工作過的辦公室，清理他的文件和遺物。除了書籍，文件和信件之外，還在爸爸的抽屜裡找到了一張存摺，令我吃驚的是上面只有３７元錢。環視爸爸工作過的環境，撫摸著印有爸爸指紋的辦公桌我心潮澎湃；這就是一位為黨和國家工作了４５年的老黨員留給社會及後人的一切了。對比政府機關中的許多領導人物結黨營私貪污腐化中飽私囊，社會上道德淪喪強取豪奪世風日下，爸爸的一生是清白正直和令人崇敬的。我強忍淚水，向著爸爸曾經坐過的地方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到家裡，將爸爸的那張存摺交給了媽媽，讓她留做紀念。那些檢舉信和調查資料我決定燒掉，不留後患。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保護那些有問題的人物或貪官，而是為了那些寫檢舉信和提供證明材料的人免於受到騷擾和迫害。因為我對那個黨早已失去了信心，不認為爸爸遺留的問題能得到公正的處理，其結果往往與許多善良人們的願望相反。小院裡煙火繚繞，紙灰飛揚，似在悼念爸爸走遠了的靈魂和他那逝去了的理想。
第二年，我出走國外，離開了那片灑滿父輩和我輩的汗水又令人傷心的土地。
□ 寄自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