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不堪回首的晦暗歲月裡，共產邪黨對人性的極度扭曲與摧殘，給人們帶來的隱形傷痕更是難以癒合。「九評」彷彿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久已塵封的往事像潮水般湧出，童年的經歷一幕幕展現在眼前，特寫此文，以控訴邪黨的罪行。
我的母親出生於外省一個有名的大家庭，她有六個兄弟，及眾多的親戚。她有個叔叔在城裡建了一所中學，免費提供給當地鄉親。然而義學未辦多久，日本侵略就開始了。人們死的死，逃的逃，諾大的家族一下子就散了。父親的家族也是當地的望族，戰爭暴發後，他與母親、奶奶逃難到了現在這個城市。為了生活，父親到處去打工，其中去過某大城市的美軍俱樂部當侍應。那時，我的五舅在上大學，為了學英文，父親給他介紹了幾個美國朋友。可是做為青年學子的五舅，卻有個愛記日記的習慣，聽說他的日記本有幾大箱子，大鳴大放的時候，他把這些日記全主動交了出去。後來秋後算賬的時候，舅舅的遭遇自不必說，我的父親卻遭了殃，他有許多朋友在臺灣的事也被抖了出來，於是被扣上了一頂「裡通賣國，有海外關係」的帽子。從此一系列的災難就降臨到我的家庭。
父親逃難出來時，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只是因為心靈手巧，掌握了很多技藝。文革開始時，他在一家大型的儀錶廠做技術骨幹，因為他的「海外關係」，首先被扣上一頂「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的帽子。可憐的父親連初中都沒有上完，卻帶上了這頂對文化人設立的緊錮咒。後來運動愈烈愈演時，作為兩派鬥爭的犧牲品，他被送進監獄關押了幾年，出來後，被發配到一家區開工廠做鑄工。父親雖說是半路出家，卻也很快在這一行又成為業務骨幹，還幫幾個兄弟廠建起了翻砂車間。
從精密儀器到天天和笨重的鐵傢伙打交道，父親毫無怨言，工作上依然是認真負責。然而，業務上的重要地位，並不能換取對他人格污辱的絲毫減輕。在那個小小的單位裡，他還不時被拉來批鬥一番。記得那年我還沒上小學，有一次到父親的單位去玩，剛走到廠門口，就聽到裡面在開批鬥會。聽著那街道大喇叭裡時常傳出的口號、語調，我感到恐怖極了，連忙轉身跑掉，雖然沒看見被批鬥的人，直覺上那正是父親。
在父親被關押後，家庭的經濟狀況自是一落千丈，六、七口人的生活重擔大部分落在瘦小的母親肩上。富家小姐出身的母親什麼重活都干，在郊外放羊的經歷，使她落下了怕太陽晒的毛病。母親後來到海外來看我時，朋友說，你母親是不是有外國血統，長得那麼好看。然而，他沒有看到我母親的手，因為長年的勞作，手指都已經嚴重變形了。
記憶中，我們家總是在不停的拿些拆絨線頭，做手套、補麻袋的活，我不明白別人家的小孩為什麼不用做這些，可以無憂無慮的在外面玩。聽家人說，我拇指上的一道壓痕就是姐姐抱著我做活時，被縫紉機針穿過而留下的。
家裡多次被抄過家，幾乎值錢一點的東西都被共產黨搶去了，父親吃飯時，經常向我們提起他那些失去的寶貝，叨叨著別人送他的那幅於右任的字。不過，也有少量的漏網之魚，留下了一些有紀念意義的物品。父親興致高時，會從家裡唯一留下的樟木箱中，翻出他以前保存的英國不鏽鋼檸檬筒，德國毛毯，瑞士的梅花手錶等給我們看。改革開放後，他還常常拿出那張美國友人的照片，說要和他們聯繫呢。聽姐姐們說，父親年輕時生活很奢華，很講派頭的。我想不通父親十幾歲時與家人一無所有的逃難出來，赤手空拳在異地建起了自己的家業。而在「為人民謀福利」的共產邪黨統治的「新中國」，為什麼卻落了個一貧如洗。我們家裡孩子很多，那時，吃飽飯是我們最大的願望。有次和一位南方朋友聊天，提起我小時還吃過豆腐渣時，她驚訝的看著我，我替她說出了她不好意思說的話：「是啊，那應該是餵豬吃的東西。」
物質的匱乏對我們來說還不算什麼，因為那時整個社會基本都是一樣的。對我們傷害最大的卻是處境所帶來的巨大精神壓抑與折磨。家裡的每個人都受到過衝擊，每個人的個性在這紅色恐怖的強力下，有著或多或少的扭曲變形。父親晚年時，每到吃飯都要罵罵「毛古董」，絮叨以前受的罪，變得不舍吃不舍用。
我的二姐上的是省女中，同學大部分是高幹子弟，本來由於她優異的學習成績，和同學關係很好，運動來後，由於父親的「問題」，她常常在班上被批鬥，被以前的好友孤立，回家不敢提起，前途也受了很大影響。聽媽媽說，二姐非常有才，可是我看到的卻是一個性格軟弱、說話囉囉嗦嗦的人了。
三姐是初六六級畢業生，與二姐一起下鄉時，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呢。三姐在鄉下時，考上了清華大學，可是政審時卻未被通過。事過多年，母親有時還遺憾的念叨說，那時的准考證還在呢。三姐性格穩重溫柔，氣質雍容華貴，長得像電影明星秦怡。在鄉下時，她認識了一個英俊瀟灑的軍干子弟，然而由於父親的「問題」，終未成就一段姻緣。後來嫁給一個復員軍人，也是我們家唯一的黨員吧。經過這種種的挫折，三姐的個性卻變得要命的天真與幼稚。
我們家住在市區中心一個大院裡，院內住了十幾家人，聽說以前是省級銀行高級職員的住宅區，有警衛把守，中間是個小花園。我還記得那扇厚重的木製大門，雖然已沒有了警衛，晚上我們依然有閂門的習慣。聽母親說，那時四姐是個小孩子，每次父親下班時，院子總響起一片呼喚她小名的討好聲。可是父親被批判後，我們家的待遇就一落千丈，記憶中總是有人和我們家吵架，孩子們更是常常受到欺負，甚至挨打。父親後來到處找人教我們煉武術，也是基於這個考慮。雖然以後也沒用上，然而，那種不安全感卻時時伴隨著我。
也是由於學武術的原因，家裡才和五舅有了來往。無意中給我家帶來災難的五舅，運動中自己也受到傷害，被打成右派、臭老九下放到農村。文革後期，才恢復了大學教授的身份，經常到城裡講學。他非常有才華，在幾個不同的學術領域中擔任高級職位，又練得一手好太極。一次，到我家來碰上我父親在對我母親發脾氣，瘦小、文弱的五舅輕輕一掌，就把人高馬大的父親推得後退幾步，這才引起正想練拳的父親對他的重視。從這以後，兩家才恢復了親戚走動。然而，從五舅身上卻明顯透出一股濃濃的窮酸氣來，風流倜儻的大才子變成那樣，不是共產邪黨的手筆又是什麼呢。
六舅是我母親的弟弟，以前是教俄語的中學教師，後來下放到農村教英文。還記得他到我們家時，經常拿著他自編的英文字典教我們念。印象中他是最隨合，最可愛的舅舅了，聽說他以前很洋氣的。後來娶了個農村老婆，自己長相也變得像個農民了，而且膽小怕事。在農村受批鬥的經歷，使他對共產黨產生恐懼心理，卻又世故的有了一個不與邪黨對著干的教訓，違心的維護著邪黨的利益。讓他退黨，他卻電話裡大罵我一通，真的很生氣。
也許是自己感同身受的緣故，我覺得受害最深的就是我自己了。由於家裡人禁止我們與別的小朋友一起玩。沒有玩伴的我，那時最常進行的一項娛樂就是扒上一輛過往的馬車，到城外護城河的橋上，趴在石欄杆上久久的、久久的看著橋下並不美麗的景物，看那不流動的池水在遠方消失，直到夕陽隱入西方的地平線，才再扒上一輛反方向的馬車回家。不想出去的時候，就在家裡陪奶奶，奶奶手裡邊做著針線活，邊學著陳年舊事，而我常常是坐在房檐下，看那浠浠瀝瀝的雨點滴落在門前梧桐葉上，感受著寂寞的童年。
上學後，起初我非常喜歡學校，還記得才學中文拼音時，老師提問，全班只有我一人敢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寫下了我的名字的情景。常常雙百的成績，讓我以為從此能享受到一點生活的快樂了。然而無憂無慮的時光，很快消失了。那時入紅領巾除了第一批是老師指定的外，以後的必須有一個已入隊的同學提名。我有個要好的同學在同院住，可是她的學習不好，我沒有推薦她，卻提了一個與我私人關係並不熟的同學。於是父親的「帽子」成了她報復我的籌碼，眼看同學們對我的態度立刻變了樣，其中包括我剛選她當上紅領巾的那位同學。那種熟悉的孤獨又籠罩在了我周圍，課後同學們也不與我玩了。一次，一個同學挑釁的又提起我家的往事，我氣極了跑去向老師匯報。那個年輕的女教師卻問我：「他說的是不是這麼回事呢？」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明白了我是不受老師保護的學生。我漸漸的不與別的同學來往了，像個離群索居的孤燕般度過了整個小學時期。記得一次慶祝「五、一六」發表十週年，班上挑選學生表演文藝節目，也選上了我，然而早已習慣了不被邀請參加集體活動的我，神使鬼差的說了一句「我不去」。這一下像捅了馬蜂窩一樣，別人爭還選不上呢，我竟敢說不去。老師在班上整整批了我半節課，痛心疾首的說： 「你變了，變得不積極向上了。」
小時候我不愛說話，性格安靜，然而，由於常受欺負，使我的性格變得越來越暴躁，常常打架。可是同時我卻又是那麼憂鬱。以前以為是由於家庭受歧視的緣故。然而，上中學以後，也許是中國的大氣候有了改變，不再有人欺負我了，由於學習成績的緣故，老師們對我呵護有加，同學們對我也很受尊重，我也有了幾個好朋友，都是班上的尖子學生。可是她們開朗、成熟、老練；而我卻總是像個受驚的小鹿一樣惶惶恐恐，陰鬱的感覺依然如故。這使我百思不解，最後只好得出結論：也許自己天生個性如此吧。
然而看了九評才知道，原來這一切都是共產邪黨造成的，有形的迫害雖然結束了，然而無形的迫害卻依然像個幽靈附著於我，揮之不去，童年的經歷已經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我驚訝的發現，自己的個性中，已經滲透了許多邪黨的特性。在自己深受其害的情況下，也在不自覺中傷害著別人。比如，與人的爭鬥心，不信任別人，雖然從不對別人耍心眼，卻總是懷疑別人設計陷害自己，處處防範著人等等，被共產黨扭曲的個性使我很難與人正常相處了，緊張的人際關係好像要繃斷的箭弦。
多年之後，我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那曾經使我們家受到那麼多傷害的鄰居卻表現的那麼熱情。雖然不排除世態炎涼的因素，然而我卻看到了人善良的本性。我明白了正是共產黨，才是挑起人與人鬥爭的根源。正是共產黨的各種滅絕人性運動，才會使那時的中國出現鄰居相殘、父子反目，夫妻為仇的怪象。邪黨的影響稍微一減，人的本性立即就放出善良的光輝。
即使事過多年，遠在萬里之外的海外，提起以前的經歷，母親還心有餘悸的說：「怕呀，共產黨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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