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識」的要點
但如果僅僅將北京當局對「北京共識」的推崇當作一種自戀情態，則遠未能揭示出其背後的政治意涵，因為按照中國政府努力突顯的詮釋，所謂「北京共識」還包括許多非經濟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問題。所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應該理解為一種政治理念取代另一種政治理念。所以很有必要剖析一下，經過北京解釋的「北京共識」到底是什麼。
按照北京介紹的重點，盛行於20世紀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其要點是主張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濟發展道路，而這種模式在阿根廷等國導致管理不善和腐敗，在近10年裡破壞了十幾個國家的經濟。而「北京共識」除了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典範模式之外，還包括許多值得在全球推廣的非經濟思想，包括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方面。按照北京方面的解釋，「北京共識」取代了人們已廣泛不信任的「華盛頓共識」，平等、和平與高質量的發展願望取代了指手劃腳和盛氣凌人。「北京共識不僅「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還是「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
「北京共識」一文對中國的分析本來就帶有許多虛擬想像與誇張，經過北京方面的引伸介紹就更成問題。中國政府借用對中國不甚了了的「世界聲音」為中國威權政治鍍金，目的是矇蔽本國人民。
鍍金下面的中國現實
且來看看《競報》用煽情文字所描畫的燦爛中國──必須注意的是，《競報》文章的作者是用「世界聲音」在描畫這種燦爛，通過記者們的悉心指引，中國人終於看到了世界眼中的燦爛中國。
文章中的「世界聲音」包括了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世界巨型跨國公司、會計師事務所、《紐約時報》、《金融時報》，《遠東經濟評論》、《財富》週刊等著名媒體，以及一些外國人對中國的讚美詞。在這篇彙集了「世界權威聲音」的讚美詞下，中國成了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政治大國，一個正在崛起的科技強國、在世界上塑造了良好和平形象的大國，中國人民日益鼓脹的錢包正在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越來越大的消費國，中國潮流勢不可擋。由於讚揚中國的大多數是權威機構工作的權威人士，所以中國人民大可不必再相信自己的眼睛與親身感受，因為「世界聲音」遠比芸芸眾生的親身感受更為重要，更具權威性。
有意思的是，中國廣大農村目前可謂千瘡百孔，「三農」問題已經成了中國經濟一個無法擺脫的夢魘。對此現實情況，海內外作者的有關論述數以千計，但作者對此視而不見，只引用了《遠東經濟評論》一篇從中國蘋果出口增長引伸出農村經濟正向繁榮邁進的新聞評論，並用「農村經濟之變」之題展示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繁榮全景。這種引伸本身就非常荒謬，因為蘋果產業（甚至水果產業）在中國農業中的比重實在小而又小，根本不具全局意義。更讓讀者大跌眼鏡的是去年5、6月之間，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的「北京共識」一文（作者為喬舒亞．庫珀．拉莫），經過《競報》妙語解析，喬舒亞論述的「中國發展模式」不僅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還是「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作者喬舒亞真實身份為「美國高盛公司政治經濟問題資深顧問兼中國清華大學教授」，但此篇文章不知出於何故，非要將其身份界定為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的智囊──或許是英國智庫智囊之名更能賦予其講話以「權威性」？
對於同一個觀察目標，有多少觀察者就會有多少種不同的觀察結論，「北京共識」也可以算是對中國觀察的一種。如果中國政府不是通過控制媒體來製造輿論並造成宣傳效應，介紹一下「北京共識」本也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中國政府通過控制媒體已經盡最大可能消除了國內批評聲音，對海外有關中國的種種評論也只是極富選擇性的引用介紹，一切批評聲音都被中國政府視為「海外反華勢力」的聲音而屏蔽過濾，所以這種介紹只能被看成是中國政府借海外輿論之口來為中國政府鍍金的一種宣傳策略。
中國的社會經濟政策缺乏的就是公正與社會正義
如果說討論中國經濟狀態時，觀察者因切入視角不同，注重的問題是即期還是包含未來的遠景，考慮的發展成本是否包括代價（比如環境生態）等等，因而形成「繁榮論」與「崩潰論」等觀點，讀者也只能將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結論當作一家之言，承認其各看到了觀察目標的一面。但如果要將中國這26年來的發展模式賦予「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之特點，就只能說持此論者如果不是出於對中國情況完全不瞭解，就必定是別有用心，因為恐怕連中國政府的官廳學者或者想成為官廳學者的准智囊們也無法說出如此厚顏之論。因為這些年來中國的發展模式恰好是這兩方面出了嚴重問題，有關「中國危機」的種種討論，也大都出於對發端於這兩大病因的社會矛盾之觀察。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政策包括財富的分配、教育、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住房政策等各種社會福利。這些政策是否體現了社會公正，是觀察一個社會的發展是否公正的窗口。
中國的財富分配早就出了嚴重的社會不公，這一點幾乎已經是中國人的共識。區別在於有人認為這種不公是天經地義，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這是不合理的，應該予以矯正。但「北京共識」居然連這點中國人的政治常識都不承認，硬說中國經濟發展是追求公正的發展，這就很不顧及中國人民本身的感受，比中國官廳學者走得更遠。
正如筆者十餘年來一直強調的那樣，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這一過程沿著兩條線路推進：一方面將原來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經濟」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權力從某些領域撤出，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在這一進程中，國家壟斷雖有所減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官員仍掌握著大量再分配權力，私人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它們與官場關係的密切程度。與國家部門做生意、從制度轉軌過程中賺取部分壟斷租金，是商人們最好的經營策略，盈利更像是國家權力庇護和施舍的結果，可以說在當今的中國，「官員是造就國王的人」。在官員與商人相互依存關係形成過程中，財富越來越成為權力的攫取對象，這一財富被攫取的結果，是在創造了少量富人的同時，卻創造了數量幾十倍於富人群體的窮人。目前中國15％的富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85％，而且貧富差距還在不斷擴大，2001年官方公布的基尼係數是0.458,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近兩年這一係數還在繼續上升，社會仇恨正在一點點凝聚。而按照南開大學一項研究，如果包括官員們的非正常收入在內，1995年全國的基尼係數就已經達到0.517了。至於貪官們動輒挾億萬巨資外逃的新聞更是時有所聞，這樣創造貧富差距的經濟發展還可稱之為尋求公正，公正的內涵可能需要重新定義。
近年來中國政府雖然宣布中國GDP連年增長，但與此同時，大量退休工人領不到養老金、大批人因生病沒有醫療保險而陷入絕境。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早在 1996年6月底，中國已有76.9％的職工和94.7％的離退休人員參加了社會保險，但事實上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名存實亡，許多「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其中並無資金，由此形成了一個行內人士稱之為「空賬」 （有賬無錢）的現象。有關資料顯示，「空賬」的規模在逐年擴大，1997年為140億元，1998年為450億元，1999年已經達到1,000億元以上。截至去年11月，中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積欠已達近6000億元。
一個國家的教育政策包含「質」與「量」兩方面，這裡且不討論教育的高度意識形態化所帶來的惡果，只討論「量」，即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多年來，中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嚴重不足，公共教育經費居世界上最低，不到GDP總量的3％。根據聯合國的批評，這個數字僅僅是聯合國所建議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預算只佔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 則要求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近五年來推行的教育產業化政策意在搜刮民財，一直為中國人所痛詬。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全國目前有2,700萬兒童失學，佔適齡兒童一成左右。但有研究者指出，據不完全統計，如果加上不在統計之列的城市民工子女、超生小孩及統計時的誤差等，失學人數估計高達5,000萬。這樣的社會教育政策難道也可謂之為「尋求公正」與「體現了平等」？
中國的經濟的高速增長絕不是高質增長
衡量一國經濟是否高質量增長，至少應該包含幾個指標，如科技的創新能力，注重生態環境保護，產值能耗比，生產的安全程度等。但中國恰好這些都有嚴重問題。
以科技的創新能力來說，中國至今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成績，與外資的關係至今還處於「以市場換技術」階段，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對此項成績很不滿意，認為出讓市場並未換來技術。而外國公司訴中國侵佔知識產權案更是舊案未了，新案又起。無論從什麼角度評價，依靠盜用他人知識產權的方式發展本國的高科技，不能說這一國家已經具備了科技創新能力。
在環境生態保護方面，中國更是乏善可陳。由於GDP這一經濟考核指標並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境損失，而中國連續25年GDP持續高增長其實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嚴重毀壞之上：全球10大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佔8個；中國的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普遍缺水；國土荒漠化面積佔整個國土面積38％，目前繼續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東推進。中國每年為經濟發展支付的環境代價有多大？據中國國家環境保護局長曲格平透露的一個數據：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佔GDP的比重達到8％以上。
而產值能耗比一項，據中國政府透露的資料說，中國產值能耗比世界最高，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產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兩倍。（能源面臨挑戰 中國產值能耗世界最高中新網 2002-11-12 09:26 ）
從安全生產一項來說，世界不少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內）都比中國情況好得多。據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王顯政去年11月披露，中國煤礦事故總量依然過高。2003年世界煤炭產量約50億噸，煤礦事故死亡總數約8000人，當年中國的煤炭產量約佔全球的35%，事故死亡人數則約佔世界總死亡人數的80%。2003年中國煤礦平均每人每年產煤321噸，效率僅為美國的2.2%、南非的8.1%，而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此外，中國煤礦職業衛生形勢嚴峻，塵肺病危害嚴重。王顯政透露，目前全國煤礦統計的塵肺病患者為60萬人，據估計全國煤礦每年新增塵肺病患者超過7萬人。（新華社2004年11月12日）。
如此經濟增長，連中國政府官員恐怕都無顏自讚中國經濟增長是高質量增長，不知道北京共識是根據什麼總結出這樣荒謬的結論？
中國當局為什麼強調「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
北京方面的詮釋之牽強顯而易見，並將國內發展政策與國際關係混為一談。比如「指手劃腳和盛氣凌人」實則指向國際關係的不平等，而「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則指的是國內發展道路，按照中國政府的解釋，二者之間竟然形成了替代關係──中國當局由於反美心切，甚至沒有考慮二者之間本無替代功能。
前述事實表明，平等與高質量的發展並非中國模式所包含的內容，只是作者為「北京共識」虛擬出來的美好圖像。而私有化、自由化與透明化在美國並未引起問題，在阿根遷等國卻引起了一系列問題。但這不能說明美國價值觀有什麼問題，只能說明這些國家受制於本土政治文化，對美國式民主價值理念消化不良。至於對私有化、自由化與透明化的一攬子批評，更是無的放矢，因為中國經濟模式引起世界稱道的是中國經濟正朝向私有化與自由化方向努力，引起諸多批評的則是中國政治與經濟的高度不透明，比如中國的貪污腐敗正是因為政治權力沒受到制衡，行政過程極不透明，充滿黑箱操作引起的。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反對透明化無異於堅持貪污腐敗不受監督。
綜上所述，「北京共識」不是從中國現實狀況出發提出的概念，而是作者針對華盛頓共識虛擬出來的一個理想概念。在此有必要剖析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強調「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
顯然，中國政府眼中的「北京共識」，其實就是以專制政治理念為核心的價值觀體系，簡單概括，那就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而「華盛頓共識」則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
威權政治在中國時下，其意識形態基礎是「主義意識形態」（中國政府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及鄧小平理論的結合）與「國家意識形態」（主訴是民族主義）的混合物，核心是強調專制政治的合理性。中國當局聲稱「北京共識」取代了「華盛頓共識」，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以專制為特點的威權政治、以權力市場化與腐敗為特徵的「半市場經濟」與中國式意識形態取代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
這究竟是事實還是中國政府的夢囈？退一萬步說，這樣的「北京共識」有一天真取代了「華盛頓共識」，難道值得世界慶幸？
至此可以做一小結：個別具有中國專家之稱的外國學者提出「北京共識」是出於對中國現實的一知半解，中國政府大肆借外國專家之口吹噓「北京共識」是出於政治需要，而一些中國學者與記者跟風追捧「北京共識」則是以筆助孽。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此時他們最需要的不是「世界聲音」對中國的美化與吹噓，而是「世界聲音」對中國人權狀態、尤其是人民生存權與知情權的關注與呼籲。 （Taiwan New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