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常常來報社參加編委會，向編輯部幹部講話。講到報紙的戰鬥性問題，耀邦同志從坐位上站起來，口裡講著手裡比劃著說：「報紙是個號角，要吹著人前進的，因此聲音必須洪亮。力量微弱、戰鬥性不強，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導與鼓舞大家前進的作用。今後《中國青年報》應當加強戰鬥性，也就是加強指導性、鼓舞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報紙應當有聲音，有言論，爭取每期有一篇社論……」他要我們拿出好榜樣，讓青年學習；又要把壞人壞事公布出來，讓青年不要學，並鞭策有這樣、那樣錯誤和缺點的人改正。
反右派鬥爭開始後，胡耀邦同志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伊朗等中東國家。團中央機關黨委書記在家主持工作，並領導團中央機關及所屬各單位的反右派鬥爭。
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張黎群同志由於在首都新聞工作座談會上，有個稱報紙成了「佈告牌」、「傳聲筒」、「留聲機」的發言，團中央工作組要把他打成右派，幾經折騰，鄧小平同志說了話，保護他過了關，但被撤職下放。前社長、總編輯陳緒宗，由於保護他愛人，為她開脫「胡風分子」的罪名，被開除黨籍，列為右派。副總編輯鐘沛璋主辦《辣椒》，鼓吹反官僚主義，《星期天》副刊宣傳穿花衣服，提倡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團中央召開的會議上，還發表團的「獨立性」 言論，被打成右派。
我入黨後受黨的教育，組織觀念比較強。團中央機關黨委號召，黨員要幫助整風、提意見時，我在座談會上就積極發言，講了三點：1、團的學校工作，不如解放初期；2、團的基層工作薄弱；3、團中央對團報的領導，有官僚主義的情形。我在報社負責團的三大宣傳，登了幾篇發揚民主，對團的工作提意見的文章。
沒過幾天，社內和團中央大會就批判我和社會上的右派配合，猖狂地向黨進攻，說我散佈「今不如昔」、「青運倒退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火燒三大」，將我兼的反右派領導小組組長撤職，以團中央派來的工作組取代，要把我列入「敵我矛盾」，將我打成「反黨分子」(也就是右派份子)。
所有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都要經過團中央常委會的討論。張黎群同志是常委之一，他在常委會上說：「陳模從小參加革命，歷史清楚，扛過槍、吃過小米、爬過大山，把他打成右派，他想不通，會自殺的。」主持會議的××，打斷他的話，嚴厲地說：「你這是溫情主義，就讓他去自殺吧！」於是，我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黨籍，降五級，下放農村勞動。對我來說，有如跌進了無底的深淵。黨組織對黨員也要講誠信，自己號召黨員對黨提意見，而且意見也是善意的，怎麼能「引蛇出洞」，翻臉不認人，把人打成右派呢？
原來我並不知道我被定為「反黨分子」的決定。1957年末，我向黨支部交黨費時，黨支書說：「你已經被開除黨籍，不用交黨費了。」這是晴天一聲霹靂！我受到極大的震撼，人的精神似乎整個地垮了。我回家連哭了三天，愛人、親友和孩子，誰也勸阻不了我。飯也吃不下一口，只喝了一些開水。
我想，哭沒有用，也不是辦法。團中央的書記們一個個我都熟，有的還是我的老上級。應該說，他們是瞭解我的為人和過去的表現的。我去找了章澤、路金棟、胡克實、王偉等人。我說，我沒有反過黨，我對黨是有認識、有感情的。我有工作中的錯誤，念我入黨二十年第一次犯這種錯誤，請不要開除我的黨籍。我可以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帶著老婆孩子，下放農村，不拿國家一分錢，自食其力，在業餘幫助黨支部、生產隊做些工作。書記們說，不行啊，你的錯誤性質是敵我矛盾，黨籍是不能保留的。平時，他們一個個是和善的領導人，這時候都變成「鐵面無私」的人。我陷入無比的痛苦之中。
在中國青年報社，除整了張黎群、鐘沛璋和我之外，青工部、文藝部、記者部、思想修養部四個部主任都被打成右派。編委會九個編委打了五個。《辣椒》組長及幾乎所有評論好手都打成右派。有一位編輯在院子裡貼了一張《人事科用人唯親》的大字報，被打成右派。一位同志不服氣，說了句「這也成為右派？！」照樣被打成右派。黨中央明文規定，在一個單位內打的右派，不得超過單位人數的1.5-2%。《中國青年報》編輯部人員不到100人，被打了17名右派，主要領導和業務骨幹都倒了。
1957年9月末，胡耀邦同志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結束訪問中東幾個國家，回到新疆的烏魯木齊市。一下飛機，他就打長途電話，問團中央主管反右派鬥爭的書記處書記××：「家裡的運動搞得怎麼樣啦？」
答：「已經結束了。」
耀邦問：「這麼快呀，打了多少人？」
答：「七十一人。」
耀邦問：「《中國青年報》呢？」
答：「十七人。」
耀邦說：「損失慘重呀！」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詳細地瞭解了團中央機關和各直屬單位反右派鬥爭的情形，認為有不少人只是思想認識問題，並無反黨的行動，是不應該打成右派份子的。他想為《中國青年報》的兩位副總編輯－－－鐘沛璋和我平反。在團中央的各省、市、自治區團委書記會議上，他提出為鐘沛璋平反，出席會議的書記們，因受反右派鬥爭「左」的影響，沒有一個人同意，我的平反也只好作罷。
1958年2月，團中央系統71名挨整的右派，要下放到山西省平順縣去勞動改造。出發前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在團中央大會議室接見大家。他說：「你們人很多，我來不及一個個找你們談話。今天和大家見見面，談一談，也算給你們送行吧。我今天要講的，集中起來是『兩個十分』的問題。」
大家聽了不甚明瞭，這「兩個十分」是什麼意思。他慢慢地說，這「兩個十分」，一個「十分」是，你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是十分嚴重的，你們應該有足夠的認識；第二個「十分」是，你們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第一個 「十分」，他只講了兩句話，再沒有多講。第二個「十分」，講了一個多小時。他的大意說，人的一生，不可能一點不摔跤子，只是摔得多，摔得少而已。他還問大家，摔了跤子怎麼辦？一句話，摔了跤就爬起來，在哪裡摔的，就在哪裡爬起來。摔跤子是壞事，也不完全是壞事。可以吸取教訓，以後不再摔跤子。為什麼說你們的前途是十分光明呢？第一，因為你們年輕。如果是老年人，摔了跤子爬起來，來日也不多了。你們不同，才二三十歲，還有幾十年好過。給你們改正錯誤的時間很長，改正了，還能為黨為人民工作嘛。第二，你們有文化知識，有一定專長，可以用你們的本領為國家做事，為人民服務。第三，你們受過黨的長期的教育，不少人還是黨員，對黨都有一定的認識。有了好的表現，將來還可以入黨，黨的大門對你們會敞開的。
耀邦同志的講話，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他沒有擺訓人的架子，更多地是親切的關懷。在我們面前，他不是什麼大首長，倒像個慈祥的長者。
臨走時，我送他下樓。從他1952年秋來團中央以後，我和他接觸很多，每個星期天的晚上，各報刊和團中央宣傳部的負責人，都要到他家中去開「神仙會」，匯報青少年情況，議論可寫的社論、文章。他出題目的社論，我就寫過十二篇，寫好要送給他看、修改，交心的時候也很多。他拉著我的手說：「陳模，下鄉勞動習慣嗎？」我說：「我是貧農出身，從小幹過農活。」他說：「你摔了跟頭，要想得開，我等著你的好消息。」我謝了他，說：「我會努力的。」他點了點頭。
時間過得真快，「四人幫」垮臺之後，我被借調到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擔任《兒童文學》雜誌編輯室主任。1977年的7月，我給胡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要求為我1957年的冤案平反。不久，團中央機關黨委派人找我說，你給耀邦同志寫的信他收到了，他給我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信上說，他完全同意為你的冤案平反。只是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公安部、民委、統戰部正在起草為右派改正的87號文件，不久會發下這個文件。在文件發下來以前，你是否可以先重新入黨？我說：「我是1938年5月入黨的黨員，為什麼還要重新入黨呢？」來人說：「這是權宜之計，耀邦的一份用心嘛。」我沒有同意，來人走了。
過了幾天，來人又找我，勸我先重新入黨，便於為黨工作。我說：「那樣，我要保留恢復黨籍的權利。」來人表示同意，我就在入黨志願書上註明瞭恢復黨籍的要求。當天夜裡，中國少兒出版社召開黨支部全體黨員會，一致通過我重新入黨。團中央代表宣布任命我擔任中國青少年出版社黨組副書記兼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總編輯。我二十一年沒有工作，如今走上工作崗位，感慨與興奮之情不言而喻。我狠抓了撥亂反正的工作，無非是給挨整的人平反，重建編輯隊伍，不斷擴大出書品種，恢復原有雜誌，增加新的雜誌等等，這就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