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社會藍皮書》由中國社科院這個官方智囊機構發表。據報導說，零點調查公司2004年 10月在對全國7個大中城市、7個小城鎮及8個行政村進行調查之後得出了上述結果。調查結果一披露，便在中國大陸引起了不少討論，而海外的某些輿論則認為這是2004年中國「一號惡性強姦案」。
筆者曾經比較早地介入中國民調，深知樣本取捨與調查成敗之間的關聯。根據這次調查公布的樣本，我認為根據區區7個大中城市、7個小城鎮及8個行政村，特別是8個小行政村取樣來下「農村居民幸福感強於城鎮居民」這種宏大結論，在技術層面上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問題的關鍵不在調查樣本，而是對調查數據的解讀以及得出「農村居民幸福感強於城鎮居民」這種結論。在這方面，我們可以首先假定零點調查公司得到的數據完全真實，但根據這些這些數據得出「農村居民幸福感強於城鎮居民」這個結論則荒誕不經。為什麼這樣說呢？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在一次訪貧問苦路上遇到一個青年農民，當時他在進行田野調查。據在場的人員描述，這位農民用一根草繩紮著一件露出棉花的破棉襖，裡面光著身子。萬里問他：「你有什麼要求？」小夥子拉開棉襖，拍拍光肚皮說：「吃飽肚子！」萬里繼續追問：「還有什麼要求？」小夥子又拉開棉襖，再一次拍拍肚皮說：「少裝一點地瓜干！」 如果跟隨萬里先生一起採訪的某位抽樣調查員根據這位農民的直接引語寫篇調查報告，先說中國農民首先關心的是「吃飽肚子」，其次關心的是「少裝一點地瓜干」，然後據此說中國農民只關心「吃飽肚子」和「少裝一點地瓜干」，我會認為調查員記錄的事實部分像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一樣精確，但他的引申結論卻荒謬絕倫。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聽過民樂的人都知道《揚鞭催馬運糧忙》這首曲，它描寫了農民交售公糧時的喜悅心情。據創作該曲的魏顯忠介紹，他1969年去農村體驗生活，從收割、脫谷、打場一直到送公糧，身臨其境地感受到豐收給農民帶來的喜悅，親眼目睹了他們為支援國家建設喜送公糧的熱烈場面，於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創作了該曲。也許，在農村體驗生活的魏顯忠先生確實看到了農民喜送公糧的場面。但是，假定農民知道他們原本該買1元1斤的糧食被以半價的價格被迫賣給政府，農民還會「喜送公糧」嗎？我們再聽聽原《經濟日報》《人民日報》總編輯範敬宜是如何描寫1969年的中國農村吧：「1969年年剛到農村，看到當地那麼貧困，問一位生產隊長，怎樣才能改變這種貧困的面貌？他回答：「只有一個辦法：大包干！」
無論是零點調查公司的調查，還是魏顯忠的樂曲，都犯人了一個致命的方法論錯誤，忽略了宏大結論的宏大背景，以簡單數據或邏輯代替經驗。美國著名法官霍姆斯先生曾經說過，「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我想在此借用和引申他的這句名言：考慮中國農民的幸福感，不在數據和邏輯，而在中國農民的生活歷史和現實。我之所以在此地強調從「經驗」視角看中國農民的「幸福感」問題，意在突出這樣一個事實：由於中國農民過去，現在一直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們的 「幸福感」與城市居民的「幸感感」基本沒有可比性。
美國社會的黑白歧視與中國社會的城鄉歧視具有相當大的可比性。美國黑人在歷史上受到的歧視到今天還是一個一碰就劇痛的傷口，我何時聽到過美國黑人「幸福感」強過白人？中國的一些讀書人不是去反思城鄉隔離這個毒樹上長出的罪惡果子，不去呼籲給農民採取「平權措施」，卻開始得出「農村居民幸福感強於城鎮居民」這種讓人眩暈的宏大結論，甚至還有人據此調查結論認為「我們的農民真好。」中國農民到底該感謝他們還是該詛咒他們呢？
1977年11月上旬，萬里先生去拜訪一個衣著破爛的中年婦女。萬里先生問：「你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孩子。」「他們哪裡去了？「出去玩了。」「請你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里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意出門去找。在萬里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開了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位赤身裸體的孩子。（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三個孩子如何能夠容納下，但故事原文如此。）原來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鍋膛中的余熱防寒。目睹這一幕的萬里先生既沒有發出「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憨厚」這樣的感嘆，更沒有說出「我們的農民真好」這種「溢美」之詞。據瞭解萬里先生的人披露，當時他淚流滿面，沉痛地說，「我們有何面目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