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念中學時，曾讀過《武訓傳》的文章，武訓乞討辦學之舉令我深受感動，對武訓那種無私的奉獻精神，我十分敬佩。因此那時我對武訓十分崇拜。
武訓是山東堂邑人，生於清朝末年（1838－1896），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學。因為他沒文化，不識字，常常被人歧視、欺騙和欺壓，吃了不少苦，遭了許多罪。武訓成年之後，有感於自身沒文化的遭遇，認為窮苦人要想擺脫貧困，過好日子，不受他人欺凌，必須要有文化，有知識，才能自救，因而他萌發了辦學意圖，要讓窮人家孩子能夠入學讀書。然而要辦學就必須籌集資金，對於一個窮苦人來說，這是一件十分艱鉅之事。於是他四方奔走，向富人求乞施舍，籌集資金，興辦義學。在向人求乞施舍的過程中，同樣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和鄙棄，但他並不因此而灰心泄氣，始終不渝的堅持著。他這種舍己為人的奉獻精神，堅韌不拔的奮鬥風格，摯誠純樸的情意，令他人為之感動，許多富人和其他勞苦人民，紛紛伸出支援之手，解囊相助。經過他畢生的努力，終於辦起了三所義學，使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免費入學讀書。
對武訓乞討辦學之舉，歷屆政權無不予以嘉勉和褒獎，清政府賜以「義學政」的稱號和「樂善好施」的匾額，還賜以最高榮譽的獎賞－－黃馬褂。民國政府對其也是一直推崇和表彰的。1943年至1949年，中共冀南行署還設立過武訓縣。政界要人、社會名流和文人學者如蔣介石、陳思源、戴季陶、蔡元培、李公樸、陶行知、馮玉祥、張學良、郭沫若、郁達夫、藏克家等人，對武訓和他興辦義學之舉都是十分稱讚和推崇的。知識界視其為平民教育的先驅楷模，廣大民眾奉其為武聖人，並為其興祠立像，崇拜至極。特別是陶行知先生，還以武訓為榜樣，創辦育才學校。社會上普遍認為，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路，興學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他是改良主義中的平民改革派，繼承和發揚了仁者愛人的思想，對社會下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總之，武訓無論在哪個階層，都是被尊敬和推崇的。
電影著名編導孫渝先生，受陶行知先生之托，創編電影《武訓傳》，從1943年開始創編，後因受時局和身體健康的影響，中間有所停頓。1947年，孫渝先生從美國回國之後，為完成這一委託，繼續收集材料，多方徵集意見，並三易其稿，終於在1949 年完成創稿並由趙丹、黃宗英等電影名流主演，由私營的崑崙製片廠拍攝，於1950年12月，在中南海小禮堂試映，當時朱德、周恩來等一百多名政要到場觀看，影片得到一致好評，特別是朱德讚譽猶佳，親自和孫渝握手，表揚他作了一件非常有教育意義的好事。之後電影《武訓傳》在全國各地公映，得到了廣大觀眾好評，賣票率極高，被《大眾電影》雜誌評選為十佳影片之一。
其實，在電影《武訓傳》中，雖然保持了武訓精神的主流方面，但編導在三易其稿中，因受政治諸方面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在歷史事實的情節中，還是作了許多改動，以滿足政治的要求。然而即使是這樣一部電影，在全國放映數月之後，卻也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思想大批判的政治運動。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毛在社論中認為：《武訓傳》貶低了農民革命的作用，「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裡去了呢？」
社論雖然文章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火藥氣味極濃，掀起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在社論的指引下一些極左文人，如所謂的「革命理論家」周揚、何其芳等紛紛披掛上馬，大寫批判文章，短短十天中，在報章上發表的批判文章多達百餘篇，繼之多達八百餘篇，立刻在文化界中，掀起了狂風惡浪，而且波及全民，原先推崇過武訓精神的人，無不站出來檢討自己，連周恩來也未例外。還有些人如郭沫若等，拿起筆來，反戈一擊，大寫批判文章。
為了證明社論的重要性、及時性和開展大批判的必要性，還專門組織了以江青為首的16人的調查組，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完全是捏造、謊言、捕風捉影、歪曲事實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硬把一個貧苦農民說成大地主，把興學集資說成是為個人致富，把一個從善積德之舉，說成是剝削危害他人，把一個無私奉獻的人，污蔑成為私為我。這份「調查記」在《人民日報》上分日連載，並被印發至全國機關單位、學校、部隊，組織討論學習，把思想大批判葡蚋叱薄Ｕ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