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員的嗜賭與腐敗密不可分，可以說，是腐敗導致賭博這一民間娛樂形式蔓延到了官場。中共官場有打「工作牌」之說，意即下級官員為了得到提拔和升遷通過賭博打牌來親近和賄賂上級官員，被認為是官員的一項份內工作。另外，還有「關係牌」、「人情牌」之說，如民間老百姓為求黨政官員辦事，通過賭博這一娛樂方式同官員拉關係、送人情，實際上就是行賄受賄。這種賭博的方式使行賄受賄處於一種更隱蔽的狀態，同赤裸裸的、公開的權錢交易相比，畢竟因取證難而風險要小一些。如果說，是腐敗造就了賭博；那麼，反過來說，賭博又加劇了腐敗。賭博不僅
使行賄受賄等腐敗之風猖獗，而且導致貪污之風愈演愈烈。因為，官賭所需的賭資大多源自貪污得來的公款。賭資愈大，貪污愈烈。如媒體報導的人稱「賭博書記」的劉貴正，他在擔任中共陝西省南鄭縣陽春鎮黨委書記時，就貪污公款９７．９萬元全部用於賭博。另外，官員為了揮霍性的娛樂到國外和境外賭博，其巨額的賭資更是來自貪污所得的公款。如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標赴澳門豪賭，挪用公款１．２億元；原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陳滿雄夫婦多次去澳門豪賭，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資金４．２７億元，其中４．１５億元償還賭債；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廣電局局長張小川等人挪用公款２億多元，其中１億多元輸在了澳門賭場。延邊州交通運輸管理處原處長蔡豪文通過２７次境外賭博之旅，將３５１萬元公款揮霍一空，之後畏罪潛逃。據有關資料顯示，每年中國內地賭客在澳門要輸掉１０幾億元人民幣，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中共政府官員輸掉的公款。
中共官員嗜賭，是瀆職的結果，亦是瀆職的表現。中共官場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用納稅人的血汗餵養起來的腦滿腸肥的官員，大多比較清
、無所事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官員的敬業精神和道德水平，可能是全世界公務員中最差勁的。至於喉舌所宣傳的中共官員「風塵僕僕、日理萬機」，那不過是一句肉麻的謊言，說得不好聽，是日理「吃」機、日理「賭」機。無所事事的中共官員不僅利用工作時間聚眾賭博，甚至有的還肆無忌憚地在辦公場所賭博。有一次，筆者在一位朋友的引薦下去求一政府官員辦事，在其家裡沒有找到人，最後是在其煙霧繚繞的辦公室裡找到了賭興正酣的忙碌的眾「人民公僕」。頂著「人民公僕」的桂冠，拿著不低的薪水，辦公場所可以成為娛樂場所，難怪公務員在中國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我想，西方國家的公務員肯定是嫉妒死了。當然，官員們更多的還是在賓館、茶樓等公共娛樂場所聚眾賭博。每逢節假日期間、尤其是春節期間，中國城鄉的各大賓館、茶樓爆滿，人聲鼎沸、賭客雲集，這正是官員聚賭的黃金時節。因而，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和監察部此次在春節即將來臨之時發出措辭強硬的禁賭令，不是沒有原因的。但這一紙禁令又能對官員起多大的震攝和約束作用呢？
嗜賭現象普遍存在於中共官員之中，這也是中共官員素質低下的結果。其實，有些中共官員嗜賭是為了行賄受賄，但也有些是純粹為了娛樂的。因為，中共逆淘汰的選官機制不可能選拔出高素質的官員，而中共官員素質的低下使他們找不到更高尚、更積極、更健康的娛樂方式，於是，他們只有用賭博這一消極的、不健康的娛樂方式來消耗他們過剩的時間和過剩的精力。
另外，中共官員的嗜賭與信仰的缺失也有著深刻的關係。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還確實有那麼一批中共官員真誠地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其信仰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共官員除了權和錢已什麼都不信仰了，他們的心靈乾癟而又空洞，他們已徹底地墮落為權和錢的奴隸。但權和錢等物質利益又不能最終解決他們的終極關懷和心靈歸宿問題，何況這又是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和傳統價值觀被徹底摧毀的國度，於是，賭博就成了缺失信仰的中共官員的精神寄託或麻醉劑，賭場也就成了缺失信仰的中共官員的教堂。平心而論，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尚能選拔出一批飽讀儒家經典的高素質人才充實官僚隊伍。由於長期受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還是培養了這些封建官僚一定的正義感、道德感和是非感。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在朝廷上抬著棺材大罵皇帝的海瑞，在中國的歷朝歷代都並不鮮見。而中國古代封建官僚的那種正義感、道德感和是非感，在今天的中共官員中間已經根本找不到了。從信仰缺失的角度而言，當今中國社會的頹廢，連中國歷史上最頹廢的明末都不能與之相比。
中國當下的腐敗是一種結構性腐敗，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和監察部的一紙禁賭令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中共官員嗜賭等腐敗現象之所以層出不窮、屢打不絕，主要是因為「一黨專政」的體制使很多行政權力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監督，以致成為權錢交易、產生腐敗的源泉。看來，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才可能真正遏制官員賭博等腐敗現象。１９８０年代末，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在趙紫陽的推動下曾出現起色，但終因六。四血案而流產。以後，中國經過了江澤民時代，今天又步入了胡錦濤時代，我們不僅看不到政治體制改革的任何希望，反而前景變得越來越令人絕望。
（風雨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