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過程及蘇共垮臺後思想界的深度總結，在經過一系列的座談和討論之後，2月2日晚俄羅斯人集中在莫斯科大紅門文化中心開了一場九評研討會，用他們的歷史印證今天仍然在中國遊蕩著的這個共產幽靈的嗜血共性和暴力本質。
吉姆．烏裡揚娜諾夫，在發言中，講述了自己的父母生活在斯大林暴政下的悲慘遭遇。他的父母都是農民，30年代，由於斯大林推行集體農莊政策被從遠東地區流放到中亞。這些農民被認定為富農，被稱為「富農」的不僅是那些富足的農民，還有所有帶有反對集體化嫌疑的農民，甚至包括一些貧農。因為富農是集體化運動的死敵，所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決定要將他們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掉。這些人被強行用運送牲口的平臺火車拉到西伯利亞荒無人煙的北極地帶，任憑命運來處置他們。在遷移近一千萬農民的行動中，蘇共專門招募了兩萬五千名年輕的黨員，組成了所謂的「二萬五千人大隊」，經過兩週培訓後，被派到農村幫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遷移富農、組建集體農莊。遷移途中，一部分人由於未及時爬上火車，便被這些押送人員丟棄或打死，屍體拋到路旁，暴屍野外，一部分人被強行趕下火車，扔到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剩餘部分被載運到目的地的勞改營，監獄作著苦役。這其中有朝鮮移民，波蘭人，外高加索人，波羅的海沿岸的人及俄羅斯的德國居民。由於強制性開展集體農莊運動，整肅富農所造成的損失、低收成、急劇擴大的餘糧收集及乾旱災難，陸續有七百萬人死亡。飢荒的最可怕的後果。吃人成了那裡的平常現象，而因為刑法中沒有規定追究食人者責任的條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手中。與此同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但負著第二項任務，即阻止任何有關飢荒消息的擴散。
吉姆．烏裡揚娜諾夫的父親在圖拉附近的勞改營中伐木，母親拖著懷孕的身體，仍然被迫當農工。所有這些人只能在指定的區域活動，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不能說自己民族的語言，服兵役等一切公民權利。那裡的勞改營在後來的大整肅中關滿了大批的知識份子、教師、醫生及文藝工作者。那一時期，斯大林及其蘇維埃政權整日熱衷於階級鬥爭，對假想出來的「階級敵人」荒誕刈凡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