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中國傳統秩序崩潰，左傾文化異軍突起，其價值、觀念、理想來於西方，但中國卻沒有與之相平衡的另一向──西方的保守傳統，於是其便成為新文化的單向價值，推向極端，「統領了中國文壇」（韋君宜語）。西方文化中，左傾的功能是挑戰保守，而其不直接承負現實之責任；承負現實的在保守的那一邊。中國不是沒有保守力量，只是作為中國傳統對青年失效，不具有和左傾文化平衡的意義。左傾文化在中國的單向發展，給中國精神帶來了很不好的一面，其一味批判，卻無肯定；把理想推向極端，卻不講現實可能和責任；提出絕對的道義要求，卻不顧社會和人性的侷限。於是人和社會的現實存在被否定，價值懸浮，日常秩序顛覆。而具體到中國青年，則使他們背離現實，喪失真實感，空洞無實，投向盲目和虛幻。當「延安」提供了虛妄之地，他們便奔向那裡。他們以天真浪漫的想像投身殘酷的政治和革命。對於這些青年，左傾思想負有責任。比如韋君宜最開始由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到參加共產黨，這有左傾的影響。韋君宜講他丈夫參加革命也是讀了左傾文學。魯迅講娜拉出走後，要有經濟的獨立，否則或是墮落或回家，但還有一條道路他沒有想到，那就是投奔革命。「莎菲」女士最後去了延安，不是由於經濟，而是需要力量的依靠，需要集體的安全和溫暖。左傾文化的發生有其合理性，其產生了許多傑出的作品，包括像魯迅這樣的作家，但是沒有另一翼保守傳統的牽制和平衡，其就氾濫為空洞的口號，愈演愈烈，最終成為毀滅人
性和社會的力量。這一傳統延續到文革紅衛兵。不能認為它們之間沒有關係。
傳統的重要意義是積蓄傳遞經驗，使人存在於安全的「知」中。人之不同於動物，即在他的存在不能依靠本能，而依靠積蓄的經驗，這些經驗經過選擇，抽象為符號，成為存在記憶，作為「知」代代積攢傳遞。此是傳統的偉大意義。傳統的另一意義是保持規則和穩定的人文價值，以保證文明的秩序。如果傳統崩潰，文明即瓦解，人將喪失存在記憶，集體陷於恐慌和盲目。近代中國傳統倒塌，知識份子沒有了依靠，喪失內在肯定，因此他們比普通民眾有更多的精神危機。他們更焦灼茫然，也更激烈，左傾文化的濫觴即是之體現。人脆弱微小，沒有誰可以依靠自己建立精神居所。人或永遠恐慌焦灼，或者找到寄託。魯迅不為不老道深刻，他由狂人，到「野草」──孤魂野火，到希望寄託於延安。這是一個批判者精神的悲劇道路。不在他是否真能接受延安，而在他需要一個指望。而胡適在《新青年》後，走向整理國故，實際他是重新選擇了傳統，力圖為崩潰的傳統重新建立秩序，給予再解釋。他把自己放於傳統的肯定經驗中。文明中，人的存在不在你否定什麼，而在你肯定什麼，什麼是你的依靠，什麼是你依存的「是。走出「是」或「是」被顛覆，人既喪失存在的肯定和依靠，而孤零立於茫然荒野。危險的是生命的孤零焦灼，會使人投向盲目和破壞。共產黨實際就是這些「野火」的集體盲目聚積，因為其提供了絕對理想。
是由於精神危機，共產主義才成了許多知識份子的希望和寄託──特別是青年，他們以此填補傳統喪失後的精神空缺。樂黛雲在「啊！延安……」中記敘程賢策：「迎著猛烈的海風，足下是咆哮的海水，天上卻掛著一輪皎潔的明月。他用雄渾的男低音教我唱許多『違禁』的解放區歌曲，特別是他迎著波濤，低聲為我演唱的一曲『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聖潔，真是無限嚮往，心醉神迷。他和我談人生，談理想，談為革命獻身的崇高的夢。」韋君宜記敘：「我是抱著滿腔幸福的感覺，抱著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黨將愛撫我，撫平我的創傷，給我安慰和溫暖，鼓舞我拿起投槍
來繼續戰鬥。」（《思痛錄》）丁玲從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頭髮，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以土坑為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個不停，練習著騎馬的技術要領。頭髮是女人的驕傲。剪短頭髮是一種心理的象徵，她渴望著從此後永遠告別那齷齪魍魎的世界，進入到一個新天地，獲得一種新人生。（朱鴻召「丁玲到延安後的思想波瀾」）對許多知識份子，共產黨喚起的正是這種宗教情感。他們是為了尋找精神的寄託信仰而投向共產黨。韋君宜說：「在決心入黨之後，我把讀書所玫囊磺卸擠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