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海外媒體紛紛報導了中國近期的整肅傳媒行動，像《中國改革》等雜誌遭到記者、編輯被扣留傳訊，雜誌版面被停刊等各種制裁。馬曉明先生，根據您個人的觀察，中國目前的媒體是否在遭遇這種狀況，媒體的自由度是否受到了影響?
馬曉明：我覺得中國的媒體，特別是在2004年間受到中共的控制是越來越嚴厲了。我們知道發生了趙岩事件，另外還有自由撰稿人劉曉波、余傑、張祖樺等先後遭到警方的傳訊，《南方都市報》負責人遭到逮捕和判決這事情還沒完全結束的時候，中國又發生了《中國改革》雜誌遭到封殺。這些事情它只是比較典型的案子，其實它主要就是媒體廣泛地受到黨和政府方面的限制。
記者：剛才您說的那事件，您是從什麼渠道瞭解到的？是從國內媒體還是海外媒體呢？
馬曉明：我主要是從海外媒體，就像你們這些廣播，還有一些網際網路這樣的渠道獲取的。
記者：那麼中國的老百姓對這種情況是否瞭解，一般的反應如何呢？
馬曉明：要瞭解，也是通過境外的一些媒體。對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是不瞭解這些情況的，因為中共的宣傳機構是不做這些報導的。
記者：周兵先生，對媒體的這股整肅之風，您的分析是從哪吹來的呢？幕後操作者他的動機是什麼呢？
周兵：我覺得這是中華民族進步的倒退，對媒體的整肅的風氣，我覺得是從中央最高層吹來的。最近胡錦濤講話中說：在政治上要向古巴和朝鮮學習，雖然朝鮮歷經了暫時的經濟困難，但政治上是正確的。像這種話是非常令人震驚的，顯示中國最高層思想還停留在冷戰時期，就是一種比較封閉的狀態，這極大的阻礙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中國國家的崛起。
記者：在日前召開的一個中國報業改革研討會上，官方媒體的負責人《求事》雜誌總編輯李寶善批評國內的一些報紙，說他們靠打政治上的擦邊球來取得公眾效益，來打影響力，說這種報紙走的不是一條正路。請問周兵先生，您認為這些報紙為什麼這樣做呢？
周兵：首先、擦邊球的定義，好像擦邊球就是壞事情。媒體的第一社會責任就是把重大的政治事情告訴人民。媒體報導政治上的事件，所謂的擦邊球都是比較小心的作業，就是說人民應該知道的事情，這種事情為什麼不可以做？他首先就把擦邊球定義成比較差的事情。媒體就是應該讓人民知道國家發生重大的政治事情。
記者：馬曉明先生，國內的讀者對這些所謂打政治擦邊球的報紙是怎麼看法呢？
馬曉明：實際上這個現象已經有多年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原來各省只有自己的黨辦的報紙，現在黨辦的報紙在一些小報和其他一些媒體的競爭下，它實在發行不出去了，所以它紛紛的派生出來一些報紙，像是月刊、週末版，由這個報社原班人馬辦的另外一些小報。這些小報以比較自由和非正式的，不像黨和政府主要的報刊那樣一種面目出現，就是登一些所謂打擦邊球的這些消息，實際上這個擦邊球要是比起真正如實的報導還相差很遠，但就是這樣的報導可以提升購買能力，轉變一個報紙或者是刊物的廣告收入。所以從商業、效益的角度上講，報紙也願意這樣做。
記者：那麼現在看來，其實打所謂的政治擦邊球的風險也挺大的，不僅人員會受到懲罰，報紙也可能被封殺。那麼中國報紙的出路在哪裡呢，周兵先生？
周兵：中國報紙的出路在於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國家一日處在封閉、專制的制度下，中國的報紙就會受到各種各樣的牽制，因此中國媒體另外一個重大的社會責任，就是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在各種方面，比如說擦邊球，你就是擴大自己報導領域，使新聞自由領域範圍愈大，最後爭取到自己的新聞自由。其實我覺得中國的媒介在過去市場上的努力中，也在做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情。現在的媒體相對二十年前的媒體有比較多一點的自由，中國媒體的出路和中國國家的出路是連在一起的，只有國家進步了，媒體才能進步，因此媒體在推動國家進步上也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記者：在關於中國報業改革的研討會上，也有中國的傳媒業人士提出，說如果媒體不能夠贏得市場，其他的都是一句空話，那麼什麼樣的媒體能夠贏得中國的讀者呢，馬曉明先生？
馬曉明：嚴格地講，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媒體。我們現在稱的所謂的媒體，嚴格地講叫中共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如果要實現它的商業價值的話，我認為只有一個，就是真正如實、客觀、迅速、全面的把國內外許許多多真實的情況如實的報導給讀者，報導給社眾，不能有人為的因素去幹擾和控制，真正要起到媒體的作用。媒體它是傳播，它把這消息採集來以後，又如實地、迅速地、客觀公正地又轉發出去。媒體要是實現自己的真正價值，就只有這樣做，其他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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