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被捕入獄後第二個月，妻子袁震被送進了「勞改隊」。「勞改隊」集中住在舊浴池裡，袁震本是個長期病號，熱天還要穿棉袍。在勞改隊裡她熬過了一個潮濕的酷暑和一個陰冷的嚴冬，雙腿癱瘓了。當時沒有大夫為她治病，十四歲的小彥只得每天從城南一隅騎自行車往返三十多里去護理媽媽，還要干分配給媽媽的勞動活。後來，「勞改隊」的管理人員見她拖得實在不成樣子了，才允許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彥和吳彰高興地把袁震接回家。住在同一座樓的萬里，聽說袁震回家了，特地讓家人送來一鍋紅豆粥，誰知這竟是袁震最後的一頓晚餐。次日袁震就與世長辭了。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吳家的門，要接兩個孩子去看他們的爸爸。他倆看到來接的汽車是醫院的，預感到不祥。當來到醫院的監護病房時，一個專案組的人繃著臉說：「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這話猶如晴天霹靂，兩個孩子驚呆了，接著嚎陶大哭起來。懂事的小彥透過哭聲追問說：「我爸爸怎麼不想看看我們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說：「昨晚他提出過要見你們，可我們不知道你們住在哪兒。」姐弟倆又放聲大哭。他倆再三請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個專案組的像是頭目樣的人走過來，對兩個孩子大聲喝斥：「你們的爸爸是個很壞很壞的人，如果你們不和他劃清界限，沒有你們的好處！……這件事不許你們聲張出去，不許告訴任何人，否則後果將由你們負責！」兩個孩子被嚇了出來，連死去的父親也沒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那是父親最後的遺物。
失去父母的小彥、小彰，舉目無親，家貧如洗，他倆相依為命。小彥自幼是個父母鍾愛的嬌姑娘，從吳晗被批鬥、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著為全家洗衣做飯，還要照顧媽媽和弟弟。父母相繼去世時，她只有十五歲，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以少得可憐的生活費來安排兩人的衣食，照料十一歲的弟弟。她那活潑開朗的性格變得抑鬱寡歡。
1973年6月，小彥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說：「爸爸沒有死，那天我還在報紙上看見他了呢。」她還見人就問：「人要是死了，還會流淚嗎？」以後小彥多次到北京市革委會去要吳晗的結論、遺骨和抄走的書，質問他們：「我爸爸到底有什麼罪？」
「四人幫」一夥以影響首長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獄。被抓那天，小彥得了闌尾炎，正要入院動手術，身上還有醫院當天開的證明。「四人幫」的爪牙卻硬說小彥是裝病裝瘋。小彥被押入牢房，帶上腳鐐，她闌尾炎痛，就只給止痛藥吃；她哭就注射冬眠靈。他們把小彥單獨囚在一間能住十幾個人的牢房裡，經常對她進行拷打。她的門牙被打掉，額頭被打開口子。小彥在獄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殘，精神分裂症加重起來，又被送進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1976年9月23日，剛滿二十二歲的小彥，又一次選擇了死作為最後的抗議。
摘自《生活文摘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