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來橫禍
當時，我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六九級的學生,對這場「毛主席親手點燃的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游離於運動之外，從不參與任何造反活動，是個道地的消遙派，閑著便和幾個市西中學的老同學打橋牌。不幸，災難還是降臨到了我們這些很聽話、非常遵紀守法的學生頭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們中的吳正（上海科技大學物理系學生），王汝仁（同濟大學城市建築系學生），朱中震（同濟大學城市建築系學生），蔡濟亮（上海第一醫學院公共衛生系學生）先後被隔離審查。我和費叔子(同濟大學地質系學生)尚未隔離，我倆碰了幾次頭，實在不明白他們出了什麼問題。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費叔子也遭隔離審查。幾天後，第一醫學院造反派將我和蔡濟亮押送同濟大學，受三校（同濟、一醫、科大）聯合的「二一一專案組」審查。
為什麼叫「二一一專案組」呢？是因為王汝仁發起，我們這群消遙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帶一個菜，在他家裡聚餐。那天共有十餘人參加，坐滿了一個大圓桌。由此，專案組認定從那天起我們就形成了一個「有組織、有綱領、有行動的反革命小集團」。
刑訊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轉移到同濟大學的當晚，「二一一專案組」就在一個實驗室裡對我進行非法審訊。由於是三校聯合專案組，因此審問我的人很多，少說也有二十多個。我的專案組負責人是我同班同學王國民。他後來成了張春橋的大女婿。現任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副院長，上海中山醫院副院長。
審訊開始前，他們先叫我除掉眼鏡，以免我看清楚他們的面目，然後就要我老實交代「反革命罪行」，還反覆要我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由於我實在沒有什麼「罪行」可交代，專案組人員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有人開始打我耳光，他們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頭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積起了一灘血。他們見我仍拒絕交代，幾個身強力壯的打手就將我按在地上，用掃帚柄猛擊我的臀部，沒打個幾下，掃帚柄就折斷了。後來，打手們將塑料電線編成了打不斷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慘叫一聲，像觸電般在地上翻滾，……我的臀部很快便腫得像一塊石頭，痛徹心肺。
打手們打累了，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