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四、五十歲的藏人都是一九五九年隨同父母逃來印度的，當時他們還是孩子。他們對自己家鄉的思念與日俱增。拜拉庫比藏人居民點的達賴喇嘛代表土登安葉桑和父親一起逃來印度時只有十二歲。他的母親被中共關進了監獄，文革時被批鬥致死，因為他家被劃為地主。他說，「我對母親唯一的記憶是她每天都在哭。」土登在尼泊爾上的大學，畢業後曾在藏人學校當校長，因此他去印度的中共領館申請回藏探親簽證被拒絕。今年四十九歲的土登已流亡了三十八年，一直沒
有機會回去西藏。他告訴我，「有一次我找到西藏和尼泊爾的一處邊界，那裡沒有士兵守衛，我走了過去，當踩在西藏的土地時，我淚流滿面，在那裡呆呆地站了一個半小時。」
雖然土登有這樣的經歷，但他和絕大多數藏人一樣，並不仇恨中國人，他認為是中國政府領導人給西藏帶來了災難。他說：「從我的內心，我非常希望西藏獨立，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達賴喇嘛的觀點，讓西藏高度自治。我們西藏不能挑戰中國，中國太大。我們希望和中國共享人類的價值。」他特別強調：「我們需要相互理解。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不知道西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僅僅知道北京的宣傳。從佛教的觀點，應該告訴人們真實。」幾乎所有我採訪的藏人，
都渴望中國人傾聽他們的聲音，瞭解西藏的真實。拜拉庫比「西藏婦女協會」主席措尼才仁在向我講述流亡藏人的苦難時，泣不成聲，她流著淚說，「告訴其他中國人，我們西藏人的苦難……」
哈達的重量
在沒去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點之前，好心的朋友勸我要小心，因為漢藏有很多隔閡和怨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藏人居民點，很多藏人向我獻上表示友好的白色哈達。我一九九四年發表的「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一文，被譯成藏文，發行了藏文和中文兩種小冊子。所以藏人把我當作他們的朋友，有的還帶著啤酒到我的住處，一定要和我乾一杯。那份真誠和友情，讓人很感動。一次我走在藏人居民點的大街上，當陪同我的藏人朋友向人介紹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時，藏人立刻
獻上一條哈達。我不禁納悶，怎麼街上的藏人兜裡會隨時揣著哈達。離開印度時，我的旅行包裡多了七十多條哈達。背著這些哈達，更感覺心的沈重。
作為一個中國人，聽藏人傾訴他們的苦難，會有特殊的難過。我想起一位中國記者朋友信中的話：「中國人的苦難，與藏人沒關；但藏人的苦難，卻和中國人有關係。」在返回紐約的飛機上，耳邊一直轟響著那位西藏婦女協會主席的聲音 「告訴其他中國人，我們西藏人的苦難！」
(《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