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筆者認為，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與元老們的分歧，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較量」，大致可以接受。但是，將其提升為「民主派與專制派的較量」，竊以為過獎了胡趙。所謂民主派，必須是擁護民主政治才配得上這個稱謂。但是究胡趙一生的所為，距離擁護和實行民主政治還十分遙遠。胡趙從來沒有提出過放棄一黨獨裁，從來沒有提出過在中國大陸實行民主政治，他們的所有作為，不過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獨裁專制，而作的小修小補。即使說到趙紫陽先生在八九民運中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其實也只不過是在如何處理民運的手法上和鄧小平意見分歧而已。當年的學生運動既沒有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的口號，趙紫陽先生更沒有這樣的理念。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兩個土八路出身的農民，對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無所知，又怎能要求在他們的身上開始實行民主政治呢？對他們作出如此不合實際的評價，不是等於說偌大一個中國，居然找不出一個對民主政治有認識的人？豈不是對全體中國人一個極大的侮辱？
單拿趙紫陽先生來說，五十年代他在廣東曾經是極左派陶鑄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得意的學生。廣東省的「土改」、「鎮反肅反」、「反地方主義」等等曾經給廣大廣東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政治運動，受害者中包括了許許多多無辜的民眾，也包括了許許多多曾經和趙紫陽先生一樣，為共產黨的理想奮鬥犧牲的黨內同志，由此，兩個人後來才得以踏著廣東千萬無辜受害者的血跡步步高陞的。五十年代初，葉劍英、方方持「廣東特殊論」，在廣東實行溫和土改，被毛澤東指責為「右傾路線」，派陶鑄來廣東主持土改，中共中南局的第一、二、三書記葉劍英、張雲逸、方方都因此被陶鑄排擠離開廣東廣西，連葉劍英親自挑選來廣東的趙紫陽也對他們落井下石。趙紫陽從河南信陽地委書記調任中南局秘書長兼土改主任，協助陶鑄實行所謂「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極左路線，亦即是每條村都要殺人流血才算過關。在土改及其後的肅反中大開殺戒，1951年5月開始，僅粵西區地主自殺已達1165人；1953年「土改複查」時，僅2月3日到3月6日一個月，自殺者又增805人，從中可見陶鑄、趙紫陽在廣東主持「土改」的恐怖。此外，陶鑄、趙紫陽在廣東搞的「反地方主義」牽連全省各級地方幹部二萬餘名，很多人被打成「反黨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餘年，包括時任省委副書記的古大存和馮白駒。六十年代初，毛澤東來廣州，陶鑄、趙紫陽封鎖消息，不讓古大存知道。毛走後，古大存托李富春帶一信問候毛澤東，同時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義」問題上的「錯誤」。事因毛澤東在第七次黨代會上規定中央委員有權直接寫信給他，此信被李富春轉交陶鑄、趙紫陽；陶趙兩人竟然在省黨代會上當著七八千人面前，逼著古大存當場簽下「永不翻案保證書」，當眾羞辱曾經和他們一樣為共產黨奮鬥了大半生的革命同志，由此亦可窺見趙紫陽私德一斑，所有這些，趙紫陽均難辭其咎，廣東人民也不會忘記。(詳情請閱楊立先生「古大存沉冤錄」、David Shambaugh博士「趙紫陽的崛起和陷落」等)。
另外，筆者清楚地記得，當年中英會談收回香港，導致香港人心惶惶，各行各業各民眾團體紛紛北上向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反映香港人的憂慮。趙紫陽聽得太多了，有一次不耐煩地公開反問：「我真不明白，你們香港人到底怕什麼？……」，當時我在香港的報刊上看到一篇極具幽默和創意的文章，告訴趙紫陽先生香港人到底怕什麼。文章說，香港人怕香港有一天會變成大陸的城市一樣，人們隨地吐痰、到處亂拋垃圾、隨意橫穿馬路、搭乘公共巴士不排隊，一擁而上、排隊買票打尖、在公眾場合大聲講話，旁若無人、在公園裡脫下鞋子搓腳……；害怕無論辦什麼事都要走後門、害怕住醫院開刀救命要先送紅包、害怕不小心塗污了報紙或者講錯話會被拉去坐牢……。居然一口氣列出了幾十樣香港人害怕的東西，而這些正是在當時的大陸司空見慣的社會現實。從趙紫陽先生對香港人的疑問看出，趙先生對這些「中國特色」早已經是見怪不怪，麻木不仁；反倒責怪香港人杞人憂天，少見多怪。由此亦可看出趙紫陽先生對西方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少瞭解，更遑論西方民主政治了。如此，又怎能對胡趙這樣的土八路寄予民主改革的厚望呢？又怎能稱他們為「民主派」呢？
至於余傑先生的文章「沒有理由樂觀的「後江時代」」將胡趙與元老派之爭說成是「康有為、梁啟超、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及其爪牙們的較量」倒是說對了。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中國社會和當今中共統治五十多年後的中國社會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1,清末康梁的「百日維新」和後來中共胡趙的「改革開放」最相同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沒有也不敢觸動造成中國數百年來積弱貧窮的腐朽的政治制度，「變法維新」和「母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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