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中國政府要表達的信息是，只能是我來親民，別人不行。或者說，你要親民，即維護老百姓，特別是勞工的權益嗎？對不起，得要我的批准，得按政府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按政府指定的方式和語言，乃至按政府指定的情感種類和濃度來進行。因為，這人民是屬於他的，就像他的襪子短褲一樣，你不能碰，否則就請進監獄。
現在，廣東東莞市興昂鞋廠工人陳南柳及王輝，因反抗老闆殘酷的剝削而被判三年徒刑，江蘇省中恆紡織公司的女職工丁秀蘭和劉美鳳也因這種反抗而被捕。成千上萬的因走投無路而到北京上訪的民眾，也被警察追趕得像滿山跑的野兔子。在這裡，中國政府那種對人民的「愛」的壟斷慾望，已經到了狂亂的邊緣，它不但禁止別人「親民」，更要禁止「民親民」：我已經決定愛你們，保護你們了，你們為什麼還要自愛，還要自己保護自己呢？我已經決定尊重、幫助你們了，你們為什麼還要自尊，還要互相幫助呢？這不是對我的蔑視和挑戰又是什麼？
這就像你家發生了火災，或像強盜正在洗劫你的財產，或有罪犯正向你舉起了殺人的刀，而此時你必須做的，是要千方百計地說服政府來救火、抓強盜或罪犯。如果政府因太多的人民要愛而忙不過來，你至少也應耐心花上幾個月或數年的時間，辦好手續，讓政府確認這是否是火災，那個傢伙是否是強盜，那將砍下的一刀是否真是致命的。然後再指定你救火和抓強盜的人數和方式，指定你向左閃，而決不可以違背政府的規定向右閃去規避殺人的一刀。如果這一切都太遲了，沒關係，這個人民的政府一定還會認真地調查火災原因，抓住並嚴懲強盜和罪犯。這裡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權益的保障，本來也應該像襪子和短褲一樣，屬於每個公民自己的，但在現實中，這些卻都被定為屬於政府的了，和人民自己無關了。作為人民的一元，當你面臨上述的災難時，你的選擇就只能是，或者聽任被燒死被殺死，財產被搶劫一空，或者「擅自自衛」而被關進政府的監獄。「親民」成了政府獨有的神聖不能被侵犯的權力，這就叫「愛的霸權」。
這也是中國政府處理層出不窮的煤礦爆炸事故的邏輯。確實，不管動機是什麼，這個政府還是十分焦慮煤礦及所有的企業的生產安全的，它也知道，現在的礦主和那些礦山領導，已不是在開礦賺錢，而是在謀財害命。但，如果有哪位「外人」敢竊取政府親民的特權，到礦山去發動工人，或哪裡的礦工要組織起同伴去保護自己，幾乎可以肯定，這個已經將人民完全代表了的政府，一定會像吝嗇鬼為保護他的錢袋一樣翻臉不認人。
和江澤民時代比較，現在的政府確實比較親民。可問題是，誰，什麼時候是這個「民」，什麼時候可以將其開除出「民」，仍得由這個政府說了算。遼陽工人姚福信、蕭雲良和上述的廣東東莞，江蘇的工人昨天是可親的「民」，一旦他們敢於自己起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便侵犯了政府「保護」他們的特權，他們從此便被開除出「民」，不但不能親，還必須被恨。
儘管是這樣，我仍然不願意懷疑中國政府領導人親民的真誠。我要指出的是，一個真誠，碩壯，多愁善感，十分渴望愛人並渴望被人愛，卻又狹隘、嫉妒、多疑，心靈脆弱且又沒有足夠的才能去贏得這些愛的人，特別危險。人世間，莎士比亞筆下的《奧塞羅》式的愛情悲劇，真真是數不勝數。如果一個掌握了百萬軍警的政治家也是這樣呢？我的天，想也不敢想！
確實，愛是能殺人的，即使是最真誠的愛。尤其是當你覺得你這麼愛，或這麼願意愛，為了這個愛你是如此辛苦的對象竟然不愛你，你的愛會在瞬間變成恨。如果有一條曾經因「愛」而殺過人的大漢整天坐在你家的桌上，又向你微笑著表達愛，盯著你的一舉一動，又顯露著腰裡別著的那管真槍，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種事更可怕呢？
這裡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國民眾到底需要什麼？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政府和政治家？
是的，今天的中國人需要的東西太多了，但，他們並不比其他的人需要更多的愛，特別不需要來自遙遠且歷史並不乾淨的政府，來自陌生而腦滿肥腸的官員們虛偽不真實的愛。我們有父母兒女兄弟姐妹，有妻子丈夫或情人朋友，而且，我們還有酒。真正的愛、親切和關懷，是在這裡而不會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就像蘋果只能長在蘋果樹上，玫瑰花只能開在玫瑰叢中，麥子只能種在地裡一樣。我們只是需要活下去，需要拿回那些本來就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對政府，我們只要它做一件事，就是瞭解我們，明白人民和它的官員一樣，都有一副基本健全的腸胃和大腦。我們知道，也只有我們才知道我們的權利在日常生活中具體體現在那裡，以及應該如何去爭取和保護它。
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人不知道，真正的「權為民之所用」而不考慮自己利益的官員和政治家是不存在的，那是西方中世紀油畫中的天使。中國需要的是有勇氣承認權力和利益對自己至關重要性政府和政治家，他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知道合法地維護和鞏固自己權力的途徑在哪裡，而且，有智慧和能力在保護，至少是不損害民眾的利益的同時，獲取自己的合法利益，並保護自己的權力。說到這裡，還是讓我們坦率一點吧！我們之所以譴責政府對勞工和維護勞工權益的人士的迫害，譴責對「親民」的壟斷，是因為這種壟斷行為不但違反了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和最起碼的做人的原則，而且它也不會給政府帶來絲毫的好處，純屬損人害己的愚蠢。當我們主張中國的勞工必須有自己獨立的組織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不要只是維護資方的利益，而應該轉變角色，成為勞資衝突中立的調解人時，我們認為這也是符合一個正常的政府加強其合法性的利益需要的。其實，我們從來就沒有過對政府及其官員會主動地放棄其利益和權力的所謂「權為民之所用」的幻想！
中國不但需要上述坦率的，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的理性的政治家，而且需要有對新的社會現實有基本的理解，更有勇氣衝破既得利益集團對制度創新的阻撓的政治家。中國的一個重要的現實是，工人和農民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平和焦慮，他們身心疲憊，即沒有興趣也沒有力氣去推翻這個政府，就像他們沒有興趣和力氣去愛這個政府一樣，當然，如果這樣一個損人不利己的政府能夠被取而代之，相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不一定會反對。工人們之所以罷工遊行，只是因為他們實在走投無路了，即使對這個政府已經徹底失望了，卻還是萬般無奈的希望政府能為他們主持公道。這是今天中國的勞工運動和當年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最大區別。而且，為了地方的穩定和能避免越來越多的勞資衝突的擴大，也為了省事省錢省風險，越來越多地方政府在面對整天不斷的數百上千遊行示威人群卻又無從下手時，一些政府負責人也希望在群眾中能夠出現一些有威信、能把社會抗爭理性化的真正的勞工組織和勞工代表。這些，既構成了建立勞資和政府三方平等談判新機制的歷史條件，使公民社會的重構成為可能，此時，如果有負責人的理性政治家能夠大膽的順勢走下去，國家的管理便會更趨理性，社會危機化解的成本也會越來越小。但是，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還在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的視野之外，他們被那些舊的文人官僚，新的暴發戶和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所包圍，他們還是陳腐的意識形態的俘虜。或者是，他們實在是膽怯，而這種膽怯又限制了他們的政治視野，吞噬了他們的才能，使他們無法去面對這一切。
這才是全部的問題所在。
沒有什麼比一個多愁善感而又膽小如鼠的男人更叫人厭煩的了，沒有什麼比一個遇到大事就熱淚盈眶而又措手無策的夥伴更糟糕的了，沒有什麼比一個憨瞞、固執、嫉妒、大權在手卻也還善良的人更讓你絕望的了，沒有什麼比一副對你滿懷深情，卻又毫無理解的目光更讓你沈重，只想逃跑的了。凱撒不是教皇，人民不是政府或政治領袖可以隨意處置的財產，政治也不是道德說教，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以及各級官員們能理解這些嗎？
(《公民議政》電子報第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