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估計」說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份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教育戰線幾百萬知識份子，就這樣被推向災難深淵，稍有不滿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喪失了生命。
這「兩個估計」是怎麼出籠的呢？1971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從4月15日開到7月31日，歷時3個多月。會上，「四人幫」及其幫派人物拋出事先蒐集好的所謂「材料」，把教育戰線「文革」前17年說得一團漆黑，使會議始終形成一種大批判的緊張氣氛：只許說17年壞話，不許說17年半句好話。會議最後產生一份《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用以指導全國高等教育工作。這份《紀要》是由遲群挂帥起草，姚文元、張春橋修改定稿發到全國的。
粉碎「四人幫」後，早對「兩個估計」強烈不滿的教育戰線，紛紛起來要求教育部帶頭揭批「四人幫」破壞教育革命的罪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
1977年在太原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大家希望揭開《紀要》內幕，推翻「兩個估計」。會議主持者以《紀要》是毛澤東畫了圈的，當中還引了毛澤東的一些話，阻撓揭批。這就引起與會代表的憤怒和不滿，紛紛以各種方式向參加會議的《人民日報》記者反映情況，提出意見，表示對教育部領導的不滿。
參加會議的穆揚、王惠平均為《人民日報》資深記者，他們歷來把尊重事實、說出真相看得高於一切，從不為「官祿德」、「名權利」所動，曲學阿世，寫那些亂世惑眾的東西。他們聽取各方反映的意見，還特地在休息時間邀請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代表開座談會，調查、核實《紀要》和「兩個估計」產生的詳情。這樣一來，會議主持者對記者大為不滿，認為記者在「煽風點火」，「干擾會議大方向」，揚言要把記者「攆出會場」。
穆揚、王惠平沒有屈服。儘管會議毫無建樹，難作公開報導，但記者獲得的材料已經得出一個結論：由「四人幫」炮製的《紀要》，尤其是其中的「兩個估計」，是教育戰線的一個「毒瘤」，教育革命要開創新局面，高校招生工作要搞好，非切除這個「毒瘤」不可。於是，記者寫了一份「內參」，刊登在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報》《情況彙編》特刊628期上，題為《全教會〈紀要〉是怎樣產生的？》。
這個時候，正值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並自告奮勇抓科技教育。8月8日，鄧小平在北京飯店召開科技教育座談會，對大家最關心的17年怎麼估計問題講了話，明確指出教育戰線17年「主導方面是紅線」，「知識份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吹了一股推翻「兩個估計」清新的風。
9月19日上午，鄧小平在接見教育部主要負責人時又說：「我在8月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那篇講話，是個大膽的講話，當然也照顧了一點現實。」但當他看過「內參」之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鄧小平說：「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六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志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瞭問題的真相。」他還說，「《紀要》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於說裡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份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觔斗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63、64頁)鄧小平支持輿論，《紀要》和「兩個估計」就此一舉被推翻，強加在教育戰線幾百萬、上千萬知識份子頭上的精神枷鎖也同時被徹底打碎了。
「教育部大批判組」文章《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以下簡稱《論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登上了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同一天，《人民日報》二版頭條還刊登了「本報記者」文章《「兩個估計」是怎麼炮製出來的？》，與《論戰》相配合，成了當天轟動全國、振奮人心的大事。不僅教育戰線，其他各條戰線從中也看到了希望，「黑線專政」論的破產終將使他們獲得解放。
事後，有人說《人民日報》「一篇內參推翻了兩個估計」，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其實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寫《全教會〈紀要〉是怎樣產生的？》前5天，王惠平、穆揚已經寫了第一份內參，題為《招生會議代表對教育部長提出尖銳批評意見》，說他不敢站出來引導大家打碎「四人幫」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精神枷鎖，為推翻「兩個估計」先造了一點輿論。1979年1月召開的全國高校科研工作會議上，90多位全國著名的高校校長、黨委書記，聯名給中央寫信，提出現任部長很不得力，不宜繼續擔任教育部長，要求及早進行調整。為此，王惠平和另一位記者黃植寫了第三份內參《高等學校科研工作會議上的呼聲》，提出「恢復高教部」，「派一位熱心教育事業、有經驗、有威望的同志擔任教育部長」，建議對現任部長「及早進行調整」。不久，中央決定，教育部長易人。
二
《論戰》是一篇激動人心又令人深感遺憾的檄文。在「兩個凡是」陰霾籠罩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黑線專政論」還不能碰的時候，《論戰》的發表，無異是一聲驚雷，對思想解放，知識份子問題的解決，以及教育戰線撥亂反正起了巨大作用。不僅如此，對後來文藝黑線、新聞黑線、出版黑線、政法黑線、公交黑線……一一平反，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其意 義無庸置疑。
但是，《論戰》一文雖然推翻了「四人幫」的「兩個估計」，極力說明「兩個估計」責任在「四人幫」，不在毛澤東同志，這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四人幫」粉碎才一年，「兩個凡是」還大行其道，出於策略考慮，當時那樣寫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6年過去了，多少事經過撥亂反正，是非已有定論，現在再來談論「兩個估計」，難道不應該與時俱進，把過去不便說或不敢說的話說出來，正本清源，還歷史本來面貌？
2003年《炎黃春秋》第5期發表了原「教育部大批判組」吉偉青先生新作《教育戰線推翻「四人幫」兩個估計前後》(以下簡稱《前後》)，不免令人失望。文章觀點依舊，觀念和思維方式仍停留在原來大批判水平，沒有從《論戰》的基礎上前進一步。
《前後》一文重點雖不再重申《論戰》原來觀點，而在回述當年寫作《論戰》的內情：一是定四條寫作原則；二是說明那兩段「極端重要的震憾人心的話」是喬木同志在審稿時加的，「使《論戰》稿的政治水平極大地提高了」。這後一點恰恰在重申和加強原先《論戰》的觀點。
老實說，《前後》並未貫徹那些寫作原則。如果按「立論正確，是非嚴明，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和「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以事實為根據」去寫，文章肯定要比現在有說服力。那兩段「震撼人心的話」是《論戰》的核心部分，現在又披露內情，無非是要增強話的份量和權威性，讓人相信「兩個估計」真的與毛澤東同志無關。殊不知這是玩忽歷史，既不利於對毛澤東同志晚年極左思想作深刻的反思，也不利於對當代中國歷史作準確真實的評價。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大問題。
三
胡喬木加的這兩段話的原文是：
「這裡，我們受權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鄭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幫』把十七年抹得一團漆黑的時候，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針鋒相對地批駁了他們的謬論，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計不要講得過分。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數知識份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還是認的，就是愛面子，當人的面不認，背地還是認的，只不過有資產階級思想，過後還是要認的。
(三)高教六十條，總的還是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沒有一點對的地方嘛，錯誤的要批，批它錯誤的東西。
毛主席還說，人家是教師，還要尊重他嘛，一講不對就批評，哪能都對呀!講不對沒關係，講錯了沒關係，大家共同研究，怎麼能一下子都講對，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麼好啊!這就是毛主席關於教育戰線形勢和知識份子狀況的根本估計。」
文章一會兒說「指示精神」，一會兒說「指示」，語氣極不肯定。原因是在中辦和中央檔案館中都找不到原文。這種根據遲群、謝靜宜等人筆記本上三言兩語記錄整理出來的文字，既不準確，也不可靠，卻被用作《論戰》的重要論據，難怪即便是胡喬木這樣的權威也難以理直氣壯了。
我相信毛主席同遲、謝等人有過這次談話，但決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談，打招呼，勸他們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僅此而已。用它說明毛澤東是反對「四人幫」的「兩個估計」的，恐怕與史實不符。
事實上，建國以來毛澤東同志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的一系列講話，與「四人幫」的「兩個估計」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間。
50年代中期，由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知識份子的地位和作用顯得愈來愈重要，黨同知識份子之間某些不和諧也日益突出，為瞭解決這個問題，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了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在會上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明確宣布：「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周恩來還批評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的宗派主義，以及使用和待遇上的不合理，提出給他們應得的信任和支持。這次會議鼓舞了廣大知識份子，激發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和工作積極性。
但是，毛澤東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推翻酥芏骼吹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