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異議人士外逃是中共專制統治分崩離析、眾叛親離的徵兆。
中共建國初期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許多知識精英不惜拋棄國外的優越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決然地回國去為新生的共和國貢獻自己的力量。那時，除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地富資本家外，很少有人僅僅因為政治見解不同而外逃。隨後，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梁漱瞑、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反右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逐步暴露了中國共產黨虛偽、卑鄙、殘暴的醜惡本質，讓無數天真善良的中國人傷透了心。於是，由於政治原因而外逃的人越來越多。1989年的「六四」屠殺把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本質暴露無餘，為了逃避政治迫害或表達抗議和不滿，許多政治異議人士先後逃離中共統治的樊籠，使政治異議人士的外逃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達到高潮。外逃者中不僅僅有大量飽受迫害、無以為生的人，也有一些地位頗高、衣食無憂之士。
後者的出逃具有特殊意義。在國內，他們本是中共的知識份子收買政策的受益者。他們外逃不是因為在中國活不下去，而是因為忍受不了中共統治的政治束縛和思想鉗制。他們外逃的目的是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真正的人，要無憂無慮地獨立自主地開展自己喜愛的學術研究。他們的出逃表達了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收買並不奏效，顯示出中共專制政權在有獨立思想的優秀知識份子中已經喪失人心。他們的出逃減少了中共握在手心、可肆意摧殘的人才，增加了民主陣營的知識和智慧。中共專制政權連他給予了高官厚祿的人都無法留住，這說明中共專制統治已經到了分崩離析、眾叛親離的邊緣。對此，我們應該鼓掌歡呼。
2．外逃的知識精英應該有自知之明。
（1）正確對待在國內的頭銜。
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頭銜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憑自己的辛勤勞動而贏得的，對於這種頭銜，不管你是逃到了國外，還是被共產黨投入了監獄，你都可以引以為榮。目前身陷囹圄的四川民運人士歐陽懿因他認真負責的教學工作曾經榮獲優秀教師稱號，歐陽先生在文章中提及此事時，自豪之感溢於言表。對於這種頭銜，外逃的知識份子精英當然也可以感到自豪。第二類是共產黨賜於的。它們表明瞭你是中共的重點收買物件。你既然逃了出來，就表明你寧可不要這些頭銜也要自由。你可以提及你有這些頭銜，以表示你不再吝惜你在中共黨國擁有的地位的決心和勇氣，但是你沒有理由為這些頭銜而驕傲和自豪。
與歷代封建王朝一樣，中國共產黨也把封官進爵當作籠絡人心的手段。目前，它用高薪收買廣大知識份子，使知識份子失去作為民族的良知的社會職能，使中國幾乎變成了一個沒有良知的社會。對於知名人士，共產黨更是「給官很大方，給權卻很吝嗇」（宋慶齡晚年省悟之後語）。有職無權的知識份子高官比比皆是。共產黨豢養這些知識份子高官就像闊人豢養寵物，高興的時候可以把你舉到頭頂，煩惱的時候可以把你一腳踢開。所以，你本來也沒有值得驕傲和自豪的理由。
（2）正確對待自己的學術成就。
現代科學的發展和分工，使每一個人──不管他是多麼偉大，都只能在某些領域作出成績。要在「文字、哲學、宗教、歷史、人性上向世人展示自由知識份子的博大胸懷」是頗不容易的。沒有多年的文學創作積累，要達到「我的著作是墓誌銘，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麗高貴的生命，他們是彫刻在墓誌銘上永不凋殘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安魂曲，那些死於暴政的無數冤魂能夠在浩蕩的安魂曲中得到永久的寧靜；我的著作就是判決書，它是對那些反人類罪行的最終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陽，它像徵著中華文化復興的起點」的水平更加不可能。沒有基礎的、不切實際的自吹自擂只會引人反感，敗壞自己的聲譽。它在人們對你外逃成功的喜悅中摻進了苦澀。
（3）恰如其分地評價自己遭受的迫害。
和一般民間政治異議人士相比，持異議的知識份子精英的處境畢竟好得多，（儘管他們深瀋而敏銳的思想也許會使他們感到更加痛苦）。要博得廣大異議人士的認同，外逃的知識份子精英在談到自己遭受的迫害時不可以誇大其詞。為了減少異議知識份子精英的影響力，中國共產黨曾把一些著名異議份子，趕出北京。例如，把郭羅基先生放逐到南京；把袁紅冰先生流放到貴州。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就引申出你所遭受的「流放是僅次於死刑的酷刑」。雖然流放外地，你還是在當官、做教授，這比那些雖然沒判死刑、但是長期監禁的異議份子強過萬倍；比那些妻離子散、流離失所、衣食無著、求助無門的異議份子也強過百倍。肆意誇大自己遭受的迫害，不能增加別人的同情，反而會引發別人的反感。這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4）實事求是地表達自己出逃的目的。
異議知識份子精英在國內不缺吃喝、頗有地位，缺的是獨立的人格和尊嚴。他們之所以要出逃，就是為了做一個有尊嚴的真正的人，以便暢所欲言地無所顧忌地致力於學術研究。他們的這一目的與中國的民主事業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因為他們的學術研究將為民主事業提供理論基礎和思想指導。因此，異議知識份子精英完全沒有必要再以譁眾取寵、漫無邊際的詞藻來裝飾自己。比如，「如果我背叛心靈，蒼天和大地將失聲慟哭」──這未免自視太高了！為什麼你就那麼重要，一旦你「背叛心靈，蒼天和大地將失聲慟哭」！人為地拔高自己出逃的目的，不能使你顯得更崇高，卻會讓人懷疑你是不是自大狂。
異議知識份子精英成功出逃對於國內外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們是一件喜事，不應該由於某些誇大其詞的言語而敗壞了喜慶氣氛，引起不必要的爭論。
3．大力援助知名度不高的政治異議人士。
有些異議人士歷盡艱險逃出中共樊籠，但是由於其知名度不高，得不到所到國或申辦國的政治庇護，有的人甚至被遣送回國去遭受變本加厲的迫害。這是極不人道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國內的政治異議人士為全國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而英勇鬥爭，他們從事的是極其艱苦和危險的公益事業。敵我雙方的基本態勢是敵強權我空拳。而且，由於中共黨國政權是世界主要國家一致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很多場合（特別是在正式外交場合），敵我雙方還處於敵有助我無援的態勢。例如，楊偉先生為逃避中共追捕，自大陸逃到泰國，到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由於榜上無名，被「請」出大門。漂泊四年之後，才在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先生的幫助下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再如，袁紅冰先生的主要助手趙晶女士與袁紅冰先生一起到達澳大利亞，她的政治庇護卻困難重重、一波三折。這是極不公平的。國內外政治異議人士當前的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就是敦促世界各國政府從保護人權的角度一視同仁地給予一切出逃的政治異議人士以政治庇護。當然，知名度不高的政治異議人士的身份辯識過程可能會長一些，這是必不可免的，也是合理的。
4．向堅持國內鬥爭的政治異議人士致敬。
爭取中國的民主轉型，中國是主戰場。在國內堅持鬥爭的政治異議人士承擔著中共專制政權的正面壓力。蔣彥永醫生、丁之霖女士、天安門母親、獨立知識份子、愛滋病活動人士、保衛釣魚島人士、對日爭取二戰賠償人士、上訪人員、中國民主黨黨員、法輪功修煉者……不管是為拯救人類而仗義執言，還是為死去親人而鳴冤叫屈；不管是為保衛祖國領土完整，還是為個人爭權維權；不管是獨立的個體，還是有組織的團體；不管是有強烈政治理想的政治黨派，還是毫無政治訴求的氣功團體……只要在與中共專制政權進行正義的鬥爭，就在承受中共黨國政府的打壓，就值得我們表示由衷的敬意。我們身在海外的政治異議人士──包括逃出中共樊籠的政治異議人士，都應該極盡所能地支援他們的鬥爭。同時，還應該考慮如何把海內外的民主鬥爭事業結合起來、聯成一體、互相幫助、彼此支援。楊建利博士、王秉璋博士、清水君先生等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先後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返回國內，遭到了中共政權的拘禁。在此，筆者對他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源自《議報》1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