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的支持者外國人不常遇到，他們不像那些專家學者、記者、牧師、演藝人員和科技精英一樣經常在媒體曝光，在各種場合與亞洲和歐洲人接觸。他們也不是你在香港、曼谷和新加坡可能遇見的美國遊客，後者將在11月的大選中投票支援凱瑞。擁有護照的美國人不到總人口的1/6，他們主要集中在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藍州」－沿海地帶，他們為各種不同的文化和習俗欣喜若狂，並不辭千里去領會他國的神奇文化。相反，那些來自內陸州－傳統上支援共和黨的「紅州」的美國人寧願在拉斯維加斯和迪斯尼樂園度假。對於他們來說，賭城的複製品艾菲爾鐵塔和威尼斯水城無異於真品，而且還免去了陌生語言和習俗的不適。
布希的支持者看上去確實沒有那麼雅緻俊朗－肥胖症就是美國的一個內陸病，穿得也沒有那麼體面，而且看上去不像凱瑞的選民那麼文質彬彬和有書卷氣。但布希的支持者從內心深處相信美國的建立就是為了保護他們這一類人－不像那些聰慧迷人、有足夠能力保護自己的美國人。這就是他們愛國精神的源泉。
美國民調機構最近就「你更希望布希還是凱瑞贏得11月的大選？」這一問題在其他國家進行了民調，結果凱瑞贏得了5比1的壓倒性優勢，這正突出了美國人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之間存在多大的鴻溝。
想要更好瞭解美國的政治觀察員不妨親自前往美國內陸的某個中型城市參加7月4日的獨立日慶典。在那裡他們將體驗到一種在大西洋的彼岸和南半球無法體驗的愛國熱情。世界其他各國人的經驗是，政府一直是有錢有權階層壓制弱者的工具。普通美國人的愛國熱情源自如下信念：美國是普通民眾利益的保護傘。
在歐洲人看來，愛國主義是一種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這種情感曾使無數戰士在上世紀的兩次大戰期間屠殺自己的同胞。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屬於一個不同的範疇。世界大多數民族的親身經歷是，政府的存在是為了幫助富強者鎮壓貧弱者。弱者的代表一旦掌握了權力，就變成了壓迫者。歐洲人從沒熱愛過他們的政府；熱愛國家意味著熱愛自己的種族和文化－自我陶醉的部落文化。
相反，美國人是那些為了不再受人擺佈而決定離開歐洲的人的後代。這就是為何美國人擁有槍支。據說美國的槍支數量超出美國人口的總數，但與流行的傳聞不同的是，美國人並不大開殺戒。拋開美國少數族裔的暴力行為不算，美國的暴力犯罪率和歐洲的不相上下，但像美國這樣一個民間槍支比人口還多的國家的暴力犯罪情況也僅限於此：試想其他國家若像美國這樣，其暴力犯罪情況將會怎樣？或者說其他國家的政府敢讓其臣民自由擁有槍支嗎？同時，槍支控制是事關個人自由的問題。據說凱瑞支援禁止製造獵槍的法案，而同時又在賓夕法尼亞州接受了工會支持者贈送的一支獵槍。
在這些人中間，總統一句簡潔的聲明就能引起廣泛的共鳴。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人意識到世界沒有善惡之分，只有競爭民族間不懷好意的嫉妒。因此，上帝不支援任何一方，互相屠殺的替代方案是談判妥協。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和美國沿海地區的精英們與歐洲人持相同的看法，即學識淵博的專家能扭轉各民族之間的這種悲慘命運並拯救世界。
這與美國始於《聖經》的善惡二元論世界觀背道而馳：專制的英國君主政府是惡，英國北美殖民地自治政府是善；奴隸制是惡，自由勞動制是善；移民在他們祖國所拋棄的是惡，在北美大陸發現的是善；納粹是惡，民主是善；蘇聯是惡，美國是善。
攻擊布希沒能在伊戰問題上贏得歐洲的支援也許是凱瑞提出的最愚蠢的指責。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前的半世紀裡，關於法國人怯弱的各種玩笑一直是美國人的保留節目。比如，「法國軍隊怎麼敬禮？」舉起兩手錶示投降。
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利益逐漸減少。隨著時間的推延，穆斯林移民將逐漸取代出生率銳減的歐洲人，那時美國和歐洲的利益將分道揚鑣。因而，此時討論美國的歐洲盟友沒有意義。隨著一代人之後穆斯林崛起成為歐洲的新主體，歐洲很可能將成為美國的天敵。
一旦受到攻擊，美國人必將予以還擊。布希也許攻擊了一個錯誤的國家（我不相信這一點），也許在完成了最初的佔領之後行使了錯誤的使命（這一點我相信），但美國人非常願意寬恕他的錯誤。他們知道追跡和消滅一個神出鬼沒的敵人－恐怖份子的難度，因而不太介意美國在找到真正的敵人前要痛打幾個國家。
美國中西部那些身材肥胖、反應遲鈍的貧窮選民將幫助布希贏得連任，這一點恐怕會使支援凱瑞的那些機智體面的富裕選民難以承受。我對梅爾． 布魯克斯1968年執導的百老匯音樂劇《生產者》印象深刻，劇中一位虛構的納粹黨人抱怨道：「希特勒舞跳得比丘吉爾好，打扮得比丘吉爾帥，畫得比丘吉爾好：他一個下午可以畫一整棟公寓，外加兩件大衣。」但希特勒是丘吉爾的手下敗將。
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布希將「反恐戰」（又稱文明戰）進行到底肯定會給它們帶來極大的不便。對布希來說，外部世界的反對無關痛痒，它們又不能參加美國的總統大選。我的建議是：迎合布希政府並為它的第二個任期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