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哈姆雷特式的疑問產生於一項相當亞洲諾貝爾獎的菲律賓麥格塞塞獎獲獎名單的發布。
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中國軍醫蔣彥永，獲得今年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麥格塞塞獎基金會表示，中國的軍醫蔣彥永獲頒「公共服務」獎，以表彰他在中國「勇敢地站在真理一方，促使當局採取措施，對抗並控制致命的SARS威脅。」
於是，全球的焦點匯聚到了北京。眾所關心的問題是：北京是准還是不准蔣醫生去領獎？
彷彿時空轉換，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件塵封已久的前蘇聯與諾貝爾獎關係的故事。
1958 年，鑒於蘇聯作家帕斯捷爾奈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和世界性影響，瑞典文學院授予帕斯捷爾奈克諾貝爾文學獎。為了不刺激莫斯科，獲獎理由並沒有直接提及這部小說，只說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創作和繼承發揚俄羅斯偉大敘事文學傳統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這裡的「敘事文學傳統」其實就是是指他的《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奈克收到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秘書安德斯•埃斯特林拍來的電報後，於1958年10月23日答覆道：「非常感謝、欣喜、自豪、誠惶誠恐。」之後，他收到了許多賀電，接待了不少記者。其妻季娜伊達•尼吉拉耶芙娜已在考慮要給自己縫一件什麼樣的衣裙穿著去斯德歌爾摩。
一石投水，萬千漣漪。驟然，一系列事情接踵而來。
第二天一早，蘇共官員康•費定突然登門，威逼帕斯捷爾奈克，要他立即抗議性地拒絕領獎。帕斯捷爾奈克回答說：沒有什麼能迫使他拒絕接受已決定授予他的這一榮譽，況且他已經答應了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不能讓別人認為他是一個忘恩負義的騙子。他還斷然拒絕與費定一同去其別墅會見等在那兒準備向他作解釋的中央委員會文化處處長波利卡爾波夫。
接著，帕斯捷爾奈克給作家協會主席團寫了一封信，其要點是：
「我認為，作為一個蘇聯人，我仍可以寫《日瓦戈醫生》，再說，該書完稿之時，杜金採夫的長篇小說《不只是為了麵包》已獲出版，那給人造成了一種解凍的印象。我把小說交給了義大利共產黨人出版社，並期望經過書刊檢查後的版本能夠在莫斯科問世。我同意修改所有不被接受之處。我認為一個蘇聯作家的才能要比其實際表現出來的才能更大。我把小說原樣交出，希望能得到批評界友善的指教。」
「我在向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發致謝電時沒有想到授獎給我是因為這部小說，而認為，如其授獎通知所述，是因為我所做的全部文學工作的總和。我是可以這樣認為的，因為早在該小說尚未寫成以及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該小說之時，我就已曾被提名為獲獎候選人了。 ......沒有什麼能迫使我放棄授予我－－一個生活在俄羅斯，從而也就是蘇聯人的現代作家－－的榮譽。不過，諾貝爾獎金我打算交給保衛和平委員會。」
「我知道，通過社會輿論的壓力，一定會提出把我開除出作家協會的問題。我不指望你們能公正處理。你們可以槍斃我、驅逐我、隨心所欲地處置我。我預先寬恕你們。但你們別高興得太早了。這決不會給你們帶來幸福與榮譽。請記住吧：幾年之後你們仍將不得不替我恢復名譽。在你們的經歷中，這樣做也並不是第一次。」
帕斯捷爾奈克的高度自尊，他的遺世獨立，他的強大的精神世界，使他頂住了蘇聯報刊對他發起的各種侮辱、威脅和咒罵。
然而，官方毫不鬆手，壓力加大，情勢急轉直下。
當《日瓦戈醫生》成為1958年西方最暢銷的書籍時，在蘇聯，莫斯科的一些官方作家請求政府剝奪帕斯捷爾奈克的公民權並將其驅逐出境。高壓之下，其夫人被迫表示不能離開故土，女兒又決定要和媽媽呆在一起而不願與他同行時……。
壓力層層加碼。最後，達於臨界點。它指向了帕斯捷爾奈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她就是日瓦戈醫生的被人詆毀的忠誠情侶拉莉薩的原型。
帕斯捷爾奈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婭的熱愛的詩人、崇拜的偶像，當她1946年親眼見到他時，激動不已。帕斯捷爾奈克也被伊文斯卡婭超塵的美貌所震撼。兩人的相識相愛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當時伊文斯卡婭34歲，帕斯捷爾奈克56歲，但年齡的差異並未阻礙他們相愛。伊文斯卡婭不僅是帕斯捷爾奈克溫柔的情人，還是他事業的堅決支持者。拉莉薩的形象應當說是他們共同創造的。形象原型參與塑造形象在文學史上也屬罕見。從此，帕斯捷爾奈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婭承擔。這是帕斯捷爾奈克的妻子無法勝任的。他的第二任妻子雖然決然離開前夫義無反顧地把身心獻給他，但文化修養的差異使她不能同他在精神上產生共鳴。帕斯捷爾奈克對這兩個女人的態度同日瓦戈醫生對妻子東尼婭和情人拉莉薩的態度一樣，對妻子深感內疚，下不了決心同她離異，因此也無法同伊文斯卡婭正式結合。當帕斯捷爾奈克在蘇聯成為眾矢之的時，唯有伊文斯卡婭對帕斯捷爾奈克忠貞不二，她預言小說遲早會被蘇聯人民接受，並挺身而出，把寄送書稿到國外等一切責任都包攬在自己身上。
在各種武器都歸於失效後，莫斯科亮出了最後的殺手鐧：若帕斯捷爾奈克堅持出國領獎，伊文斯卡婭將被停止工作，並被處嚴重刑罰。
伊文斯卡婭已被中止工作，在此之前，她已經為《日瓦戈醫生》坐了五年牢（1949－－1953）。10月31日，帕斯捷爾奈克在同伊文斯卡婭通過電話後，立即到郵電局給瑞典文學院拍了一份電報，「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我被授獎所做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領獎，請勿因我的自願拒絕而不快。」。另一封電報則發給蘇共中央委員會：「請恢復伊文斯卡婭的工作，我已拒絕領獎。」
帕斯捷爾奈克不懼死亡和流放，但愛情卻阻止了他通往斯德哥爾摩的航程。為使伊文斯卡婭免遭迫害，帕斯捷爾奈克在所不惜，甚至榮譽。他不得不簽署一個蘇共同意的致《真理報》和致赫魯曉夫的信文。蠻橫與荒謬之點在於，那封信不由帕斯捷爾奈克擬寫，但一定得要他署名。
生離死別，一連串猛烈的打擊使帕斯捷爾奈克身心交瘁，一蹶不振，孤獨地住在作家村，心臟病不時發作，很難出門。官方不准伊文斯卡婭進他們家門，他們兩人極少見面，甚至無法互通消息。
一年多之後，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爾奈克溘然逝世。蘇聯官方不准伊文斯卡婭同他告別，伊文斯卡婭在門前站了一夜，最後只能在人群後面遠遠望著徐徐向前移動的靈柩。此時她五內俱焚，暈倒在地。
一位蘇聯作家的一樁崇高的個人榮譽結果反而變成了他個人的悲劇，最終，也成了蘇聯的國家悲劇。
索爾仁尼琴是另一個例子。1970年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並沒有去瑞典領獎，因為擔心去國以後，蘇聯當局會不准他回國。但他的《古拉格群島》1973年在法國出版後，蘇聯當局仍以叛國罪逮捕了索爾仁尼琴，並在1974年將他驅逐出國。
此外,還有蘇聯科學家、人權活動家薩哈洛夫，因「在人類和平事業中的個人的和無畏的努力」獲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於是，在國內他也被當局流放到西北利亞。
現在，輪到中國了。
1989年達賴喇嘛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事，2000年華裔法國公民高行健的中文創作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事，眾所周知。前者被禁足他的家園－－西藏達45年，這位世界著名的宗教領袖、偉大智者被北京蔑稱為「分裂主義者」。後者的著作與消息則被北京官方媒體所封鎖。
今天，獲「亞洲諾貝爾獎」的蔣彥永醫生的去向究竟如何呢？據報導，蔣醫生說他從別人口中知道自己獲獎的消息。被記者問到他是否會去菲律賓領獎時，他說：「不會，我不會去」。問他對獲獎有何評論，他說：「對不起，我不方便談這個問題」。人們關切的是，被無端綁架和羈押五十多天接受「思想教育」的七十二歲高齡的蔣醫生，他這一表態的背後，是否有什麼曲折的故事呢？我們不知道。但是，天知，地知，歷史將知。
因為，在當年的新聞報導中，帕斯捷爾奈克確實也表態拒絕領獎了。但是在當時，又有誰知道背後有如此淒絕哀婉的故事呢？
許多年過去了。到1989年12月9日，在有各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和蘇聯官員出席的瑞典科學院的隆重的招待會上，瑞典科學院常任秘書斯托勒伊文斯卡婭艾倫教授將鮑里斯伊文斯卡婭帕斯捷爾奈克的諾貝爾獎紀念品交給了帕斯捷爾奈克的兒子。他宣讀了帕斯捷爾奈克於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拍發的兩封電報後說，瑞典科學院確認，帕斯捷爾奈克拒絕領獎是出於被迫，現於31年後將其紀念品交給他的兒子，並對該獲獎者已不在人世表示遺憾。他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帕斯捷爾奈克的兒子在答謝時指出：「帕斯捷爾奈克被迫拒絕領獎和在交給他的致政府的信上署名是一種公然的強暴行為，它折磨著帕斯捷爾奈克直至其生命終止。他生性廉潔，對金錢毫不在乎，可非常珍視在他去世之後的現在才終於獲得了的這一榮譽。」
致辭之後，大廳裡響起了哈姆雷特在克勞狄斯酒宴上的獨白那一段悲愴的大提琴獨奏。在巴赫那不可測度的宿命般的音樂迴盪中，或許，帕斯捷爾奈克的親人們、蘇聯官員們都不約而同在腦海中迴響起了帕氏當年致當局信中的最後一段話：
「我預先寬恕你們。但你們別高興得太早了。這決不會給你們帶來幸福與榮譽。請記住吧：幾年之後你們仍將不得不替我恢復名譽。在你們的經歷中，這樣做也並不是第一次。」
又過去了若干年，如今已經是21世紀了。在蔣醫生獲獎事件中，北京當局是否能從歷史中獲得哪怕一丁點智慧，而變得聰明一些呢？現在，「球」已經在中南海手中了，他們是有選擇的餘地的。且看他們如何動作吧。對他們吸取歷史教訓的能力，我是很悲觀的。因為過去的經驗證明這是幻想。有時，看著北京亦步亦趨地在重蹈覆轍，一步不少地重新把克里姆林宮當年做過的事嚴格依順序地再做一遍，重複當年莫斯科那種害人又害己的愚蠢政策，不由悲從中來。只有等若干年以後，當菲律賓再來給蔣醫生補發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當他們再尷尬地在被告席上聆聽歷史對他們的判決時，可能其智商才能有所長進。
或許，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中共的行為方式已經「進化」到前蘇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了。掐指算算，要到1991年的水平，還要等多少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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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觀察》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