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減輕農民負擔"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措詞嚴歷、態度堅決",卻依然至今解決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農民負擔問題,反而讓農民負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對此、該書作者一連迭聲地反問:這是為什麼?這究竟是為什麼?
顯然,對此問題的探討,是犯了大忌的、超過了中共的「輿論導向"的底線。於是作者只好作了一個自嘲的回答:「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走進了一個怪圈。"
我發現,國內探討中國問題的有識之士,均常採用"怪圈"一詞!
怪圈兩字,成了中國問題、中國學問的最經典的名言。
是的,中國的怪圈實在太多了,大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小到小學生作業負擔問題,均走進一個怪圈!
先從小事說起,國內報刊上常看到這樣的標題:「中小學生減負,何時能走出怪圈 "?
講的是,現代教育強調的是素質教育,而中國學生卻長期陷入作業負擔過重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於是有識之士與學生家長大聲呼籲減輕學生負擔。有媒體控訴說:請救救孩子!
於是,國內教育部也三申五令、連年下發「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紅頭文件。奇怪得很,中小學生的作業卻越來越多:如以前僅是高三年的學生為了高考而鑽題海,近年來卻發展到連小學生、初中生也在加班加點趕作業。中國中學生的近視率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高攀世界第一。
隨著教育部的「減輕學生作業負擔"的紅頭文件不斷重複地下發,各地的中小學生的作業負擔卻愈加沈重。
對此,誰也無法紿予解釋,只能又一次自嘲地說:中國的教育走進了一個怪圈。
關係到民生問題的大事,如城裡的住房樓價、醫療費等,也是隨著黨中央的「關心群眾生活"、「為民辦實事"等紅頭文件的連年下發,而逐年暴漲。如北京城裡的樓價已高達每平方一萬元以上,只能讓北京百姓望樓興嘆;又如很多人有病因負擔不起醫療費而不敢上醫院等例子,均證實中國的民生問題也走進一個怪圈。
其他如《中國農民調查》涉及到的「政府機構與官員精簡問題",也是五十年來一直走進一個怪圈:
「八十年代是中國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時期,但它又恰恰正是縣鄉機構和人員增長最快的時期。"
「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大精簡--大膨脹,這似乎不可思議,卻又是鐵的事實,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悲哀。"
讓全中國人民感到莫名悲哀的怪圈,還有很多典型:
例如,中共報刊總是歌頌毛猴王是中國人民的救星,可是又正是它,在一九五八年發動「公社化"和「大躍進",造成了全國農民的大批「非正常死亡"(註:餓死),據《中國農民調查》披露:「僅安徽省一個鳳陽縣死亡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佔到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七;其中大廟公社夏黃莊,死亡人數竟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家中死絕的全縣有二百四十戶;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莊,佔到了二十七個。"(此段話被《當代》刪了,另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全文本笫141頁)
請注意:有地方「死亡人數竟高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即超過一半的人口竟死於飢餓!
試問蒼天:以中華之地大物博、中華民族之勤勞耐苦,怎會沒飯吃?怎會餓死人?中國人民怎會餓死?死得如此悲慘?
而毛猴王如此罪大惡極,又怎成了"人民的救星"?
頌歌唱得最高級,什麼「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猴王";原來猴王的本性是搶奪猴子們的口中食。毛猴王的罪惡又是中國歷史上最空前的!
這是一個中共領袖的怪圈!
又例如,中共報刊總是讚美近二十年來,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輝煌勝利的時期。可是又正是在這段時期裡,是城鄉差距與貧富差距最大規模,貪官污吏人數和貪污受賄最大規模;房價、醫療費、學費暴漲最多的時期。也是城市工人下崗失業最多、農民負擔像滾雪球一樣的時期。也是社會治安惡化、刑事犯罪最大規模的時期。
這是一個中共改革的怪圈!
看來,中共盛產怪圈。此怪圈,可用一句通俗的話給予註解,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幹絕。
這也許是毛共一貫提倡的:「兩手抓":一手抓宣傳寫文件,一手欺壓百姓抓權錢。
是的,中共各部門的分工很明確:宣傳好話、發文件的歸宣傳部或寵幸文人,陞官發財、搜刮民脂的歸組織部或死臭官僚。宣傳部只要宣傳好,組織部只要陞官快。
宣傳僅是紙上談兵,千萬不要當真,千萬不要當一回事。
《中國農民調查》寫道,一位有正義感的農民責問當地的「綜治辦主任」:「你沒有法律手續怎麼可以隨便抓人?」該主任暴跳如雷:「我就是法律本科!」
而當地的人大主任又教訓農民:「不要認死理,不要啃死豬頭,法治是外國的事,中國就是人治!」
中國就是人治!如此白描了中國官場的真相:把黨中央、國務院的紅頭文件當成死豬頭,誰也不認真。只有書生氣十足的人,才會去認紅頭文件--死理。
很多人誤會:鱷魚也是因為痛苦而流眼淚?
我看過野生動物的科學考察報告:關於鱷魚的眼淚,其實與情感根本無涉。
這就是中共怪圈的謎底。這是我為《中國農民調查》所作的第六個註解,其餘註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