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的反腐敗措施不僅不能治本，也還達不到治標的程度。
劉青山張子善的先例對中國人的影響太深了，但是，「殺一儆百」從來就不是廉政建設的普遍成功模式。在所有的反腐措施中，事後的法律制裁是最不起作用的一種，朱元璋「剝皮實草」夠狠了，仍不能對貪官保持持久的威懾力。現在的紀委、監察、司法、檢察部門均缺乏制度建設的功能，缺乏事前預防的能力，一味以抓案件、抓大案要案的方式來反腐敗，全部工作就是在腐敗發生之後去雙規、追捕、立案、查案、審案、判案，然後號稱挽回了多少多少經濟損失，結果是，懲辦了一個貪官，又冒出一堆貪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中紀委是最權威的反腐敗機構，但其權威不是來自於憲政體制，而僅僅來自於執政黨最高層政治領導人的支持。當面對具體的腐敗個案時，是否能得到最高層堅定明確的一致支持往往是辦案成功的關鍵所在。從法治的角度看，中紀委是黨的附屬組織，並不是適當的反腐敗機構。中紀委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無邊的權力、「欽差大臣」似的執法形式，用於治理新加坡香港那樣的城市政府或許奏效，但它不可能成為泱泱大中國的「廉政公署」。若是面對高層的腐敗，面對「權臣」、「寵臣」的腐敗，它必然無能為力。
而地方的紀委、行政、司法系統因受同級黨政系統的轄制而喪失獨立性和權威性，並且比較容易被當地腐敗集團所收買，所以基本上沒有能力對同級黨政官員的腐敗行為進行約束和查處。民眾和輿論一直被嚴格限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範圍之內，上訪、檢舉、起訴的渠道不僅狹窄不暢，而且極度危險、代價高昂，腐敗常常是政府秘密，而檢舉人卻常常被曝光。即使有些開明的地方領導也把反腐敗當成他們小圈子內部的「家務事」和「國家機密」，如果他們小圈子還沒有統一口徑，誰也不能去碰他的「崗位職責」和「內部機密」。民間社會中諸如律師、會計師、審計師、新聞業者，他們有專業方面的知識和靈敏的消息渠道，本來應該是政府反腐敗最好最好的幫手，但任何一級政府事實上都把他們之中最優秀者當成麻煩製造者。
中國人常見的反腐敗方法有：豪言壯語式的、一陣風式的、欽差大臣式的、政治運動式的、小圈子密謀式的、權力鬥爭式的、揮淚斬馬謖式的、殺雞嚇猴式的、自我手術式的，這些都是不成功的反腐戰術。如果不把民主憲政的制度建設置於首位，不把民間社會納入反腐敗的渠道之內，抑制腐敗是不會真正成功的。
邵道生: 警惕資本與權力「兩位一體」
假如一個省的省委書記同時兼著企業大集團的董事長(「權力資本家化」)，假如一個民營企業家還兼著省長的角色(「資本家權力化」)，假如以上兩個「假如」還成為一個地方發展的一種趨勢，那麼，這三個「假如」的成立還真值得我們的政治家、社會學家拿出來討論討論！
這「三個假如」成立首先意味著：儘管中共中央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發了數十個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幹部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黨政機關幹部不兼任經濟實體職務」等文件、通知，但是，你發你的文件，我該經商時還是經商，該兼職時還是兼職，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不僅我一個人是這樣，我這個地區的「一幫人」都是這樣，你又能怎麼樣？造成了一定的規模，形成了一定的氣候，面對既成事實，你又能怎麼樣？而且又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我們這個班子集體決定，能將我怎麼樣？更「動人」的是，我這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現在不是強調「發展」嗎？真是振振有詞，「理」都跑到他那一邊了。
這就是「地方諸侯」的厲害，這就是「天高皇帝遠」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有的人口口聲聲要與中央保持一致，然後一到實際就根本不是這個事兒了。
這「三個假如」成立，還意味著它從根本上簡化了當今社會腐敗的程序和手續。腐敗就其實質來說就是「權力資本化」。傳統的腐敗，權力還要進入市場交易，還要有錢的企業家出錢去買權力，還得要一個過程和程序，如果當權者直接變成了資本家了，手續就「簡化」了。只要他本人願意，就可以通過制訂政策來「兌現」權力；只要他本人想富，就可以通過種種的政策傾斜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富人。我們的有些當權者實在是聰明得很！
也許有的「雙肩挑」的領導幹部因為自己的潔身自好而認為我的觀點是「懷疑一切」，但我還是要嚴肅指出，這種「權力資本家化」(不僅僅是「權力資本化」)體制的制度設計是將所有的領導幹部假設為「聖人」、「君子」，這既違背現實又毫不可能，是典型的「烏托邦」設計。
其實，現實生活中這類「雙肩挑」的幹部墮入腐敗泥坑的案例還真還不少。廣州有個貪官名叫胡凱帆，任荔灣區建設局局長兼金道公司董事長，既是官員又是老闆，在1997年至2000年3月期間，經常用這「雙重身份」向港商和下屬公司經理索賄，很快得到港商賄金45萬元港幣和下屬「進貢」的一套價值100萬元的商品房。
這「三個假如」成立還意味著：我們的政權將慢慢地、不知不覺地、和平地蛻變成「有錢人的政權」。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太武斷？非也。這種體制演變的問題還不僅僅是「權力資本家化」，更厲害的還是「資本家權力化」。
如果公營的與民營的「大資本家」都變成了市長、縣長之後，我們的權力機構將迅速變成「有錢人的俱樂部」或是「利益集團的俱樂部」。擔任市長、縣長的「有錢人」(「權力資本家」和「資本權力家」)在該地區的政策制訂、執行上必然會反映「有錢人」的意志，利益的天平必然向「有錢人」傾斜。廣大人民的利益肯定會被放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
還必須指出的是，「擁有資本」和「追逐利潤」的「資本家」進入權力結構的權力制度設計，帶著先天不足的結構性缺陷。所以，即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大資本家，要「從政」，要當總統，也必須先要有一個「身份的轉變」：即將自己資本家的「帽子」經過「公證」後「去掉」，然後才能競選，才能當總統。
一邊想當大老闆一邊又想當總統，哪有這樣好的事！所以現任美國總統布希和副總統切尼，在當選之後，就立即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和股權全部賣掉，布希還將自己的全部投資賬戶的資金都移交一個第三方的信託銀行，而且從此以後就「斷絕」自己和這家銀行的信息溝通。
不要以為「權力資本家化」、「資本家權力化」現象僅僅出現在安徽，據《中華工商時報》報導，山東德州最近出臺了一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所謂政策，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可採取參股入股、業餘兼職、推銷產品、技術信息服務、招商引資、中介服務、代理業務等多種形式，業餘從事民營經濟活動。
這就是說，這個地方的國家公職人員可以一邊坐辦公室，一邊當老闆了，同時具有官商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享受著國家公共財政供養著的鐵飯碗，另一方面還兼著「老闆」的角色，結果會怎麼樣？我看很可能是將市場經濟攪得個亂七八糟，好不容易才得到控制的腐敗將會重新氾濫。
總之，「權力資本家化」、「資本家權力化」現象歪曲了改革的政治方向，必將(或是已經)惡化當地的政治經濟生態環境，決不能聽之任之。其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有關部門」真得好好查一查，真得好好管一管。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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