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孫大午放在另外一種制度下，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會出什麼樣的業績？為什麼中國就出不了自己的比爾溶茨、出不了自己的松下幸之助？本期社論指出：「新興的、健康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幼芽在官僚特權的骯髒政治中苦苦掙扎、被逼良為娼、被逼良為盜、甚至被逼良為匪……」，如果有誰對這個判斷還感到困惑不解、還感到太過「偏激」的話，那麼，就請看看孫大午先生今天的不幸遭遇，看看近年來中國一大批民間企業家的一個接一個地中箭落馬的現實，他就該明白點什麼了。
中國的優秀民間企業家和民間思想家孫大午目前正以被羅織的莫須有的罪名被押於獄中。他的「罪」，僅僅是因為他選擇了一條在當今中國頗為特立獨行的老老實實做生意之道：不巴結權貴、不賄賂官府。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名聞遐邇，他信譽頗佳，民間都願意將餘錢借給他。然而，孫大午為官僚所不容，他的事業也為這個制度所不容。
說他「犯罪」，請問，誰是被侵害的客體？是被他「非法集資」的借款人嗎？不是，目前，幾乎所有被「非法集資」者都無不為他鳴冤叫屈。這只需比較一下那些真正有受害人哭天嗆地案件－－如北京「新國大集資案」、各大城市的圈地拆遷案－－中的麻木不仁和為虎作倀，這官府的心態就簡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至於說當地國家銀行－－就權當徐水父母官真是為了「國家」利益－－幾乎要關門，這恰好生動地說明：市場經濟內在的平等競爭新氣象正在代替統制經濟那強買強賣的老黃曆。
是的，大午集團民間吸資案的真正受害者－－暫且撇開那些「雁過拔毛」、「留下買路錢」的上不得台面的真實緣由－－就只有國家銀行了。其實，這正是問題的要害：在今日之中國，國營銀行究竟應該靠競爭生存，還是靠壟斷過活？在市場面前，國營銀行還是不是一個與其它企業同樣平等的民事法人？如果說中國的法律還沒有、還無法回答這類的問題，那決不是孫大午們的過錯，須知，當年開中國經濟改革之濫觴的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還立下過違「法」的生死狀呢！
迫害優秀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摧殘生機勃勃的大午集團，簡直是對正在高唱入云「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中共政權之絕妙諷刺！孫大午一案，可說是當前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受官僚特權階級殘酷欺壓的一個縮影。在這個做生意勾結官府有罪、不勾結官府也有罪的畸形制度下，難道這老老實實發財，清清白白致富的路就硬是走不通？難道民間企業家不與官僚沆瀣一氣，不為娼、不為盜、不為匪，就只有死路一條？此外，即使是那些勾結官府，尋求蔭庇的生意人，難道他們就不是這個可怕制度的犧牲品？
應該說，孫大午是今日中國難得一求的優秀人才了。他的見解、他的胸懷、他的實踐、他的事業，在今日之中國，簡直是鶴立雞群。但是，今日中國之殘酷的人才負篩選機制，要清除、要淘汰的就正是形形色色的孫大午們，要清除、要淘汰的就正是孫大午這樣的能人、高人、善人和好人。況且半個世紀以來，又有多少我中華民族之各行各業的棟樑之才慘遭摧殘和踐踏？
難道這種局面還要繼續下去嗎？
總之，現在是中國的民間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考自己地位的時候了，是他們在中國政治體制變革中亮出旗幟、發出聲音、走向成熟、顯示力量的時候了。如果說，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所謂「後現代」的話，那麼中國的資本主義，卻還處在資本主義的史前時期。如果說西方資產階級在與封建專制勢力的鬥爭中是從整個第三等級中吸取叱吒風雲的力量，那麼中國的民間資產階級也只有聯合和代表廣泛的民間階層、從工人、從農民、從民間獨立知識份子那裡吸取力量，才能避免勢單力薄、避免被各個擊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孫大午先生演講中的某些術語、某些概念還有待釐清和商榷，但這位有著豐富閱歷和善於從實際生活中思考當代中國尖銳理論問題的民間思想家，其所表現出來的理論悟性，包括他對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之區別的把握，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的把握，均無疑已大大超過了那群成天只知註釋當局政策的官方理論界庸夫俗子們，也大大超過了民間陣營中那些只知道機械劃界排隊的思想懶漢們。
艱難困苦，玉於汝成。衷心祝願大午先生和大午集團能渡過此劫！也衷心期待中國能善待自己民族的棟樑之才！
(原載：《中國之路》七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