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的品德並不高尚。平日我也沒有少收患者的紅包，坑害患者的事也不是一次兩次。不過，我收紅包不是見錢眼開。我看不慣高官巨宦們目空一切的架子，看不慣暴發戶們趾高氣揚的派頭，他們點頭哈腰地給我送紅包，我覺得特解氣。農民、工人的紅包我從沒有收過，他們看病的錢還不知道從哪兒借來的，要他們的紅包心太黑。有一次，一位農民患者趁我老岳母一人在家，放到我家一個200元的紅包，第二天我退給了他個500元的，他說不對，我說這就是你的。還有一次，一個大款給了我個500元的紅包，我趁人不注意，隨手塞到了一位下崗職工的枕頭底下。這些年我從富人那兒得來的錢，基本上都以這種方式轉給了窮人。把窮人的藥費悄悄記到高官 、大款賬上的事，我也幹過；我覺得坑害他們不算作孽，反而是行善。
幫助窮人的事多了，難免會泄露出去。有一天省報的一位記者突然來採訪我，誇我是學習雷鋒的好榜樣。我對他說，你可千萬別這樣誇我，我從前不學雷鋒，以後也不會學。你喜歡看動物世界嗎？獅子襲擊象群時，象群就把小象圈在中間；一隻小象失去了媽媽，另一隻母像會主動收養它。動物尚且能扶危濟困，何況人呢？我是一個醫生，救死扶傷是我的天職，看到有人患病卻沒錢治療，我幫他一把，不過是盡我的天職罷了。硬要說我學了什麼，那我是學了大象。自古以來，行善不求人知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子張向孔夫子請教做善人的道理，孔子告訴他，做過好事之後不要張揚，也不要記在心裏（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做了一點好事就記到日記裡，還要讓記者跟著拍下照片來，甚至到大會上去自我吹噓，這種做法不符合中國的傳統道德。我做了一點好事至今還記著，說明思想境界很低，如果再讓記者去四處張揚，那就太卑劣了。記者聽我說的上不得台面，失望而去。
我們中國人喜歡貼標籤，誰做了一點好事，就是學這個的結果，學那個的結果，實際上不過是實踐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幾千年來，有許多強大的帝國滅亡了，有許多創造過燦爛文化的民族消失了，而我們中華民族經歷了那麼多的風雨，依然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什麼？因為我們彼此之間不管平時有多少恩怨，對社會有多少不滿，一旦遇到危難卻能夠和衷共濟。春秋時，吳越之間是仇讎敵戰之國，互相廝殺了上百年；然而一旦兩國的人共處一舟遇到風浪後，卻能夠精誠團結。國共兩黨拚殺得你死我活，日本鬼子來了，立刻併肩抗日。危難時刻能挺身而出，這是我們的民族魂。洪水來了，解放軍前仆後繼，沙斯來了，醫護人員衝鋒在前。我認為這些事很自然，很平常。2000年前我們就這樣，以後還會如此，這是做一名中國人的底線。不要為此貼政治標籤。
我們這個民族還有一個壞毛病，就是喜歡颳風。從前聽說有的醫護人員收紅包，於是一轟而起，紛紛罵我們玷污了白衣戰士的光榮稱號；現在看到我們站到了抗擊沙斯第一線，又一轟而起，爭先恐後地「頌歌獻給最可愛的人」。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大學決定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對參與抗擊沙斯的醫護人員的子女給予特殊照顧，許多大學也一轟而上。我以為，一個人對社會、對人類做出了貢獻，應該給予獎勵。但是，可以獎金、獎銀、獎榮譽稱號，惟獨不應該獎勵特權，更不應該蔭及子孫。歐洲在 17世紀就已經明確了一個法治觀念：對一些人是特權者，對於其他人就始終是歧視。在當今世界，公開和非歧視原則是融入國際社會的入場券。國立大學花的是全體公民交納的稅金，學校自己沒有權力決定哪些考生可以享受特權。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的女兒已經上了大學，站著說話不腰痛，更不是因為我比別人高尚，據我瞭解，多數醫護人員對此也不以為然。
我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一是同心同德抗擊沙斯，先不要急著歌頌我們；二是應該認真剖析沙斯之所以肆虐全國的政治原因，不要以為撤一二名高官、撤一批小官就萬事大吉了。
世紀沙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