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物質生活改善，科技日益進步之際，全球的貧富差距卻不斷擴大，貧窮國家與富有國家的分野更為明顯。根據兩千零一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報告，它們分布情況大致如下： ． 已發展國家：泛指那些「北方」國家，我們也稱它為「第一世界」，包括日本、美國、西歐各國、澳洲、紐西蘭和以色列等。這些國家主要是人均國民收入高的地區，每年超過九千兩百六十六美元。
． 發展中國家：泛指低度至中等入息的國家，也即指較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或「南方」國家，中等入息的地區的人均國民收入約七百五十六至九千兩百六十五美元，而低收入地區的人均收入在七百五十五美元之下。
． 現實發展中國家共有一百一十二個，主要分布於南亞、東亞、南美、非洲等地，當中又有四十九個被界定為最低度發展國家，主要位於次非洲撒哈拉地區和南亞區。而世界銀行依人均國民收入，把世界劃分成三類經濟收入區域：
．低經濟收入地區：七百五十五美元或以下。
．中等經濟收入地區、較低中等經濟收入地區、較高中等經濟收入地區：七百五十六元至兩千九百九十五美元、兩千九百九十六元至九千六百二十五美元。
．高經濟收入地區：九千兩百六十六美元或以上。
中國大陸農村問題嚴重
最近大陸農村所得嚴重偏低，已成為朱eF基最頭痛的問題。在「入世」之後，問題只會更加惡化。關鍵在於農民太多，土地相對過少，因而缺乏效率和競爭力。兩千年農村所得僅成長了百分之二點一，每人兩百七十二美元，但城市人均所得已達七百六十三美元。政府與學界提供了許多效率提升方案，包括更好的植物品種、市場資訊以及政府補貼的畜牧業與信貸計畫等。不過經費來源大多仍無著落。
據估計，大陸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已達兩億。曾任中共發言人的袁木最近在農業部的一篇文章指出「入世」後作物的進口將再使兩千萬農工失業。
由於就業成長相對緩慢，加上城市的戶口制度，使得農民不易移往都市謀生，另外華北與東北的大片土地已面臨生態災難；華南與西南的多山土地也已無開墾價值。東北的可耕地雖然相對較為廣闊，但每年僅可一獲，而且極度缺水。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大陸農民生活仍在貧窮線邊緣。
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
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城鎮居民收入的調查證實，中國居民個人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中國北京日報警告說，貧富懸殊已經開始出現。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對全中國城鎮十五萬戶居民展開調查，調查發現，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拉大，高收入組別和貧困組別在城鎮中逐步形成。
報導指出：兩成高收入家庭佔有全部收入的四成多，每戶人均收入達到人民幣九百九十二元；但是有兩成家庭僅佔有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點五，每戶人均收入只有人民幣一百二十四元。
高收入組和低收入組的每戶人均收入對比達八比一。報導說，高收入組別的人數不到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家庭每年總收入一般在二十萬元以上。但是最貧窮的一成家庭僅佔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點二。
貧富懸殊是最大隱憂
世界經濟論壇亞洲事務主任黎克特博士曾經指出：當上海、北京、廣東和其他東部大城市的每年人均所得達到三千美元或以上的水平時，大約六億農民的每人年平均所得卻少於九百美元，這種所得差距懸殊的現象如果不加以解決，很可能會帶來社會的不安。他說，收入的巨大鴻溝肯定是一大問題，尤其是大陸西部地區，而北部和南部地區也存在著這些問題。即使西部的主要城市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這項問題如果不加以解決，最終很可能會導致社會不安。
黎克特博士的一本書，名為「中國：一個可轉型的新紀元」中，提出大陸可能出現兩種極端的趨勢。
一、大陸的銀行壞帳惡化、國有企業分崩離析，這將社會帶來動盪不安，使投資者四散而逃，這是最壞的一面。
二則是：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朝樂觀的領域前進，使它能夠累積足夠的資源來改進國有企業、金融業和農業，而消費需求和私人企業更有機會成為新的增長引擎。
學者說大陸貧富懸殊擴大需大批有良心父母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教授認為：大陸急速現代化過程中出現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現象，不僅需要有效措施來緩解，更需要大批有素質、有道德良心的行政官員來執行大陸的各種改革政策。
王賡武表示：大陸過去太過依賴農業，忽略了工商業的發展，造成國家經濟停滯不前，最近二十年迅速現代化和改革經濟後，導致經濟起飛，但也出現社會貧富懸殊等問題。 他針對中共總理朱eF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談話表示：「這代價是不得不付出的。但是，不能忽略農民收入太低的問題」。事實上，大陸政府這幾年來已經在設法解決這些社會矛盾。總之，政策是對的，但執行上有困難。王賡武認為，單靠施行稅改等措施來緩解農民的負擔是不足夠的，大陸還需要加緊訓練大批高素質的官員來提升民事服務與行政效率，需要專業人士和對人民有道德、有愛心的高素質官員，把法律搞好、行政搞好。
加入世貿使問題更嚴峻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梁祖彬博士曾經發表論文表示：中國的收入差距、貧困及失業問題，可以說是由市場經濟改革而引發起。雖然政府亦十分關注這些問題，瞭解到這些社會問題可以引起社會不滿及不穩，並開展了一系列的救助工作，他認為：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不單不會改善，反而中國在不久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這些問題會變得更嚴峻。在農業方面，面對進口糧食的競爭，本地農產品價格不可以提高，更影響了農民種植的積極性。在工業方面，不少國營企業面對進口貨的更大競爭及政府減少扶持與優惠，會面對破產的危機，或需要大量裁員。國營企業的成功改革是需要付出很大的社會代價，而整個經濟制度的轉型，更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的轉移－從農業及工業轉向服務行業，由國營企業為主導轉向一個多元化的經濟體系。與不少西方國家一樣，中國需要面對這些社會問題的衝擊，而更需要發展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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