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１０日，北京左派學者韓德強、曠新年、上海劇作家張廣天等人發起了一個《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畫的聲明》。這一聲明除引起觀點爭議外，還在題目上遭到非議，一是卡達半島電視臺的報導在簽名前冠以「學者」之名，而簽名者多數並非學者，其二，該聲明以《中國各界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畫的聲明》名稱見報，質疑者問，５０６人何以成了「中國各界」？他們的觀點能代表反戰各界的觀點麼？
１０天後的２月２０日，與反戰５０６人爭鋒相對，余傑、徐晉如發起一個《中國知識份子關於聲援美國政府摧毀薩達姆獨裁政權的聲明》，簽名者包括余、徐在內總計四人。
四個人在標題中用了「中國知識份子」這一全稱，比５０６人用「中國各界」（反戰聲明本身並無「中國各界」字樣）聲明引起了更大的嘩然：簽名者有且只有你們四個，你們有什麼資格代表中國知識份子全體？誰授權給你去代表中國知識份子了？
兩份戲劇般對立的聲明引出一個代表問題，誰可以代表「我們」？「我們」可以隨意被一個人代表麼？
「我們」，沉默的大多數
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我們」一直是話語權上的缺席者。
《詩經．小雅．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是上天派下來統治萬民的上天之子，萬民之主，而百姓都是帝王的私人財物，當「我們」是帝王的私人財產，處於人身依附地位時，「我們」本身就不獨立存在，何來「我們」的聲音？
孟子在《盡心下》雖然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但是，他的這番話卻是對君王的勸說，對象並非對著百姓。這番話可以視做是勸告君王，要懂得愛惜自己的財產，沒了「民」這一財產，君又何以為「君」？
有人將孟子的觀點看成是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體現。事實上，類似孟子君輕民貴的觀點，歷史上不少帝王有同樣的闡述，譬如唐太宗的「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如果孟子闡述的是民主思想，難不成唐太宗等帝王也成了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代表者？
歸跟到底，帝王們愛惜民力、老百姓是水帝王是舟、天下為公的觀點，不過是帝王們愛惜自己財產以免生變的感觸，離開真正的民本思想都還差得很遠，更別說民主思想了。
所以，儘管朱元璋執政之初也有不得損害百姓的反覆告戒，並以異常殘酷的刑法處置貪官污吏，但是當他翻閱《孟子》，看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文字，不禁勃然大怒，把這段原本是勸告帝王愛民厲害關係的文字視為大毒草而禁絕之。
沒有了「我們」，所以中國歷史上絕無「我們」的聲音，幾千年來成為一種習慣，正如王小波所說，「我們」，是《沉默的大多數》。
而在這漫長的幾千年時間裏，不但「我們」沒有聲音，甚至連代表「我們」的人也沒有。陳勝吳廣們雖然崛起自百姓當中，但口號卻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顯然，歷代的陳勝吳廣們壓根就沒想過更沒打算要代表他們原本的群體，他們一旦揭竿，就直奔帝王寶座而去，哪裡還記得「苟富貴，勿相忘」呢？
我們，習慣被人代替
當然，嚴格說來，中國歷史上還是出現過「人民」的聲音，而且，這一次「我們」的聲音是如此重要，以致於一個大臣因此而當上了皇帝。導演這一幕意外插曲的，是篡奪了劉漢帝座的王莽。王莽稱帝，頗謙讓了幾回，而勸進者愈來愈多，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有數十萬人之多。
貢當斯說過：「我承認兩種統治的合法性，一種是名正言順的，它起源於自由選舉；一種是心照不宣的世襲制。」 王莽時代自無民主選舉這種程序和規則，而以平頭百姓名義勸其稱帝的上書，也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難得的創舉。當然，嚴格說來，中國歷史上還是出現過「人民」的聲音，而且，這一次「我們」的聲音是如此重要，以致於一個大臣因此而當上了皇帝。導演這一幕意外插曲的，是篡奪了劉漢帝座的王莽。王莽稱帝，頗謙讓了幾回，而勸進者愈來愈多，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有數十萬人之多。
貢當斯說過：「我承認兩種統治的合法性，一種是名正言順的，它起源於自由選舉；一種是心照不宣的世襲制。」 王莽時代自無民主選舉這種程序和規則，要推翻世襲的帝王，自然得採取非常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以平頭百姓名義勸其稱帝的上書，也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難得的創舉。
歷史總有驚人的重複和相似。袁世凱稱帝時，重演了一次由「我們」上書勸進的喜劇。而且，時代不同了，「籌安會」們這次考慮到要求勸進的「民意」要有更廣泛的代表性，於是，連妓女、乞丐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呼籲袁氏盡早榮登大寶，以安定國家。而鬧劇終歸是鬧劇，各省督軍們以全省人民名義各自要求袁世凱稱帝的通電，居然一字不差，原來勸進電均由袁世凱身邊的幕僚擬就。
「我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隨意被人代替著發表意見，習慣了被人代替著發出自己的聲音。
而解放後，雖然人民大眾的聲音從未有過如此重要，人民大眾的「我們」成為最具合法性的名義，並且，整個社會以空前的高頻率地使用「我們」。但是，「我們」從來是以一個整體出現的，「我們」只有整體而無個人，而且，在這種集體的聲音可以壓倒一切的語境下，任何人均習慣於以人民名義說：「我們」。
登峰造極的濫用「我們」的名義，出現在「文革」期間，彼時轟轟烈烈的大民主實際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力。任何人只要被宣布為不是「我們」的一員，則自動面臨著滅頂之災。儘管當時更像一場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但是在專政的武器下，無政府主義和「大民主」事實上是在一定的可控範圍內的。
更重要的是，以「我們」的名義可以發出的聲音是有清晰的界限的，因此，儘管人人皆可以「我們」和「人民」的名義，但在只許以集體的名義和不許出現反對意見的情形下，「我們」依舊是一種被代替的「我們」，作為個體的我們，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
「我們」，從「我」開始
「我們」被「集體」代替，首先是我們作為個體無法發出聲音，然後才是整體的聲音被湮沒。
同樣，「我們」的聲音，首先體現在我們個體上，只有個體首先發出個人的聲音，個人代表自己個人的意見，最後作為一個整體，「我們」的聲音和利益才得以彰顯。
要捍衛「我們」整體不被別人任意地代替發表意見，首先要有個人的意見未經過授權他人不得代理。沒有個人，沒有單個的「我」，就不存在「我們」。當我的利益和聲音可以任由他人代替的時候，我們的整體就永遠是沉默的大多數。
儘管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都在反思「我們」習慣被人任意代替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淵源，然而，這種反思往往落在「他者」身上，但在「反諸其身」上，卻未有同樣的力度和認識。因此，儘管積極地反思甘於被人替代，但卻不自覺地習慣了一旦有機會就替代別人。以激進態度存在的余傑們就是一個典型。他在以激烈地態度指責韓德強、曠新年們文革語言的時候，同樣嫻熟地運用文革的暴力語言，同樣習慣於「文革」式的隨意代替全體，動輒以「我們」的名義。全然忘記了一個公民要發出聲音，首先是「我」的聲音。
習慣於被代替和習慣於代替別人，實在是一對孿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