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人民日報》「要聞」版刊出一篇特寫：《「監督就是支援」》，是對新任安徽省省長王金山在接受新聞監督座談會上講話的報導。參加懇談會的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駐安徽記者站、安徽的新聞媒體、香港駐安徽媒體。
咋一看這句話：「政府工作不光要接受法律監督、群眾監督，更要接受新聞輿論監督。」我還以爲這位新省長要爲安徽引入新聞自由呢。接著往下讀，終於讀不出什麼新意來，在他眼中，新聞媒體只是「黨的喉舌」（儘管也拖著一根「人民的喉舌」尾巴），不過是各級政府「瞭解社情民意、接受群眾監督」的「重要渠道和橋樑」而已，新聞媒體自身沒有獨立的監督功能。
最關鍵的還是他最後那一番話，或許這才是他的本意，「新聞輿論工作也要以大局爲重，先提醒，多通氣，同時要講策略。」一句話就觸破了「接受新聞監督」的美麗外衣，將監督變成支援，這樣的「監督」其實早已太多、太多了。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加花邊的評論，爲「監督就是支援」大聲叫好，稱之爲「領導幹部對監督特別是對輿論監督的深刻理解和支援」。
「監督就是支援」嗎？我想，監督不是支援，監督就是監督，如果監督都是支援，那還要什麼監督？只要歌功頌德，只報喜不報憂，難道讓天下媒體永遠只做喜鵲，不做烏鴉嗎？
新聞媒體的功能早在梁啟超時代就是明確的，這位引領過時代潮流的巨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報紙「兩大天職」說──「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是也。」也就是說，報紙的首要使命即爲監督政府。很顯然，這樣的監督不是「先提醒」、「多通氣」、「講策略」式的，而是從事實出發，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新聞記者在西方之所以獲得「無冕之王」的稱號，恐怕就是因爲新聞所具備的監督功能。即使在中國古代沒有新聞的漫長歷史中，我們也有過秉筆直書的史家傳統，令「亂臣賊子」有所畏懼。
新聞媒體的第一要素無非是真實性，其次是它的監督性，說白了也就是批評性。在新聞自由不再是理想的地方，輿論從來都是民意的晴雨表，而不是爲權勢者、爲某個政府、政黨服務的工具、喉舌，新聞喉舌論在文明世界只是一個早已被拋棄的舊觀念。在沒有民間新聞媒介存在空間的土地上，我們討論「新聞自由」、「監督政府」、「嚮導國民」的確太奢侈了。但中國要走向現代化，要與主流文明世界接軌，開放言禁、報禁，這是不可逾越的前提，否則我們只能停留在「前現代」。有了獨立的民間新聞媒介，與政黨的喉舌、政府的喉舌多元並存，才談得上真正的輿論監督，梁啟超的「兩大天職」才有可能落到現實大地上。
用老報人徐鑄成的話說「一張真正的民間報紙，立場應該是獨立的，有一定的主張，勇於發表，明是非，辯黑白」，只有這樣的新聞媒介才有可能有效地監督政府，履行新聞輿論的天職。既然《人民日報》的評論也承認「不受監督的權力就會產生腐敗」，那麼在新聞自由的陽光尚未普照大地的時候，與其說什麼「監督就是支援」，還不如直截了當地說「監督就是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