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在實現全球非殖民化、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許多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全球一體化進程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揀重要的說，50多年來，聯合國制定了3000多個國際條約，參與達成了170多項和平協定，向世界各熱點地區派出過30多支維和部隊和停火觀察團，使170多場地區的政治的軍事衝突得以和平解決，讓80多次戰爭危機得到化解。二戰後，廣大亞非拉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都是充分運用了聯合國憲章中民族自決權所賦予的合法權利而取得勝利的。
然而冷戰以後，聯合國對於一些重要的國際事件和衝突反應逐漸遲鈍、作用漸趨衰微，對嚴重違反聯合國決議和人權宣言的國家行為一次次實行綏靖姑息主義，在波黑、盧安達、索馬里等衝突地區，聯合國在維和行動中都是萎而不舉、舉而不堅。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聯合國的聲音越來越微不足道了。在美國打南、掃河、倒薩等正義之戰中，它不但不主持正義、助善罰惡，反而千方百計刁難阻撓，無意中起了助惡壓善、助邪壓正的負面作用。
因此，老梟斥之為《墮落的聯合國》："安理會已沒有資格充當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最高決策機構，聯合國已沒有資格充任世界法院"，並且"希望布希總統頂住各方壓力，打薩務倒，除惡務盡，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估名學霸王！也希望反戰義士們重讀一下《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的寓言，勿為老薩的緩兵之計、可憐表象所迷惑，勿在無意中充當了邪惡暴政的幫閑和幫凶！"
於是惹惱了好友檳郎，在《人權干預與聯合國--兼答東海一梟》一文中反駁："聯合國在國際人權事務干預上的不如人意並不是美國可以取而代之的藉口，那會導致天下大亂，合理的解決辦法是加強聯合國的權威和實力"。
其實我絕不讚同美國對聯合國取而代之。如果美國的如意算盤打通了，讓北約成為它的軍事聯合國，讓八國集團成為它的政治聯合國，讓世界貿易組織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它的經濟聯合國。讓它們取代了聯合國，那絕非世界各國之福、更非世界人民之幸。對於"加強聯合國的權威和實力"的主張，我舉雙手雙腳贊成。
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防範弱化和邊緣化聯合國地位的行為，如何加強聯合國的權威和實力。中國也一再強調要加強聯合國的作用，提出的辦法：致力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嚴肅性，維護安理會的權威，要確保全體會員國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致力於聯合國決策的民主化等等，為此翻來覆去一再重彈政治多極化、國家獨立自主，一律平等和主權高於人權的老調子。
殊不知老調子早已不靈了。70年代中開始，席捲拉美、東南亞、東北亞、小亞細亞及個別阿拉伯國家、東歐、前蘇聯、南部非洲等地區的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使得民主人權理念波湧全球，使專制暴政在國際社會日益孤立，彷彿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人權高於主權，已成為世界性的共識。
所以順應時勢，改革中國政治、改革聯合國，是大勢所趨。關於聯合國的改革，唐家璇曾說，改革的目的是加強聯合國的作用，提高其效率，加強決策的民主化和各機構間的協調與合作，改革的一個很重要內容是加大聯合國在發展領域的投入云云。這都是皮相之談、自欺欺人之談。
有效的改革應該是理念上政治上的改革。如何對待聯合國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也就是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際新秩序的問題。東西方主要分歧在於，是建立以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念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還是維護陳舊過時的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新秩序"。聯合國不能僅僅侷限於在環境、人口、生態、資源利用等問題上起作用，更應該在維護人權、弘揚民主、傳抪自由、打擊專制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和常務理事國，中國就應該切實承擔起自己應負的責任，站在國際主流價值觀和先進文化一邊，堅持道義與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義利兼顧，持正斥邪，懲惡揚善，而不是一味搞實用主義、機會主義，一味和希泥打馬虎眼，一味逢美必反逢獨（專制獨裁）必護。
由於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全方位的強大，美國往往在國際爭端中扮演著重要的國際警察的角色。名不正言不順的阻撓、反對是沒有任何作用和實質意義的。與其白費功夫徒然樹敵，不如承認其"警察"地位，在它合乎道義幹好事的時候（如反恐、倒薩）支持它，當它為非作歹、肆意妄為時，當它任意以自己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來闡釋國際間的利益爭端時，則利用國際法和國際性的力量對它進行規範和引導，這才是有利於問題真正解決的現實途徑，才能有效地對它的國際行為進行制約，使國際秩序朝著健康、理性的方向發展，使聯合國的權威、實力和作用真正得到加強。
不然，像我國政府一邊高叫不干涉內政、主權高於人權，一邊希望加強聯合國的權威和作用，只能是南轅北轍，兩頭落空，內逆民心民意，外逆世界大勢，而聯合國也難免日趨衰微，直到從歷史中消失。可不慎哉。
這是聯合國向何處去、也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聯國和中國都需要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與時俱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