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嚮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學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慶之際，很有一些感觸。據我的觀察，北大的畢業生談起母校來，總是以調侃批評為主；而清華、科大的畢業生談起母校來，總是以讚美為主。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眾多的校友已經唱了不少讚美北大的頌歌，北大更是藉著人民大會堂大大地張揚風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惡人，品評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維繼母校長久以來的自由和批判的傳統。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我想從教學和科研兩個方面談一下我個人的體會。
在北大學的課，不可謂不深不難。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讀中渡過的。我唸書的那幾年，讀書仍舊是校園裡的頭等大事，入校時本係的畢業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績挑選。北大理科本科的課程，差不多已經是美國研究生的課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門課程如高等量子力學，可能連美國名牌大學中某些專業的物理教授都沒學過。所以北大的本科畢業生到美國念研究生和考試，並不費力氣。可能是基於同樣原因，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念研究生課程並不費勁，因此而自傲並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幾年裡，我對科學的經驗只是考試和做題，不要說沒有學到如何做科研，聽過多少科學報告，就是如何查文獻也基本沒有學過。有外賓的科學報告總有把門的，大四以前根本沒有資格進資料室。順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獻大多是盜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導師不簽字，研究生連複印機使用不成；從圖書館借英文科技書一般都是精裝舊板，署著「燕京大學」的名，被同學們戲稱為「珍本善本科技書」。現在北大似乎建了許多華貴的新樓，我但願新瓶裝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基本的講和寫。
語言的聽和寫其實不是主要的問題，語言的內容才是主要的問題。我們大陸留學生說話，總有《人民日報》的底子，哪怕說點兒簡單普通的事，也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弄點什麼理論來打底充氣。所以在美國，搞文科的學「後現代」那幾套最輕車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師，愛在芸芸學子面前，將科學講得高深莫測，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參考書也是攀比的題目之一。實驗課也是涵蓋得越多越好，哪怕學生們其實是在機械地照單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動活潑的美國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學實驗，中國的普通物理一上來便是抽象的教條，既像《易經》又像《聖經》。我在美國，才學會如何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講和寫得簡單易懂，領略到科學的精神其實就是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表述得簡單易懂。不信你便去聽聽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學報告，再去聽聽研究生的資格口試，一定前者易後者難。可能，講和寫的方式便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精神，我們的老祖宗們便喜歡引經據點地把簡單的想法複雜化和神秘化。同樣是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中國的「陰陽五行說」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說」要艱深博大得多。
不僅說話不同，學習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講，北大的專業課程總是很難的，老師課堂上往往一句廢話也沒有，同學們下課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業，學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試成績來定。不僅學生如此，老師也是如此。在國內參加科學報告時，我經常看到老師們如眾星捧月般簇擁著科學名人，幾次看見因為一個不深入的提問，台下問的人灰溜溜地無地自容，台上講的人趾高氣揚地不屑一顧。偶爾聽到老師談老師，也是某某於某年某日向某個名人問了某個愚蠢的問題，或者是某某曾受到過某位名人的讚賞。一切有點像武俠小說裡高手對掌，一口氣喘不對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專業上沉默是金；偶爾一開口，也一定要點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幾年裡，能聽到的科學報告很少，倒是關於氣功的講座很多。總之，北大在做學問上，「認真」和「寬容」調和得並不好；學生和老師，在科學的領域裡，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國上課，便要輕鬆得多。課堂上有問有答，老師如魚得水，學生妙語連珠，彼此湯姆、彼德地稱兄道弟。即使是荒誕不經的問題，老師也要藉機引申一番。的確，科學上有什麼是壞的問題嗎？我們如果讓中國的「杞人」一直憂下去，不怕他憂變了天──中國便可能是牛頓的故鄉和愛因斯坦的故鄉。美國學生一般沒有中國學生知道得多，問的問題也天真；但好的學生往往能問出好問題，讓老師大大地引申一番興奮一場。和好的美國學生一起上課，彷彿是在看別人在做有趣的猜謎遊戲，自己因為預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觀，心中充滿懊惱和羨慕。美國學生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十分熱愛自己的專業，比如學生物的從小便做野外觀測，案頭常常放有自己幼時親手採來的標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舊業；學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頭一無所有依然熱忱不減。而決定中國學生所學專業的其實是高考分數和畢業分配，所以中國留學生們在這裡一有風吹草動便紛紛跳槽轉業。也許過多的知識讓我們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學上的童貞和熱情。現在，看看國內教育更加起勁地製造小天才和小專家，我但願中國未來的人才別個個都是小老頭了。當然，美國並非到處如此，一般工學院的課堂風格便比較近似於國內。可能，這也正是美國工業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學院科班出身的人並不多。總之，這種培訓式的教育嚴格訓練出來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懇有用「成名」的挺多，開闢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國聽名人演講也是如此。名人孤單地來，孤單地去。並不因他有名，台下問問題的人便顯出膽怯。在美國，自由的含義之一便是尊重每個個體，哪怕他是多麼默默無聞。相反，在中國做個孤獨的普通人，是最危險和最寂寞的。一個人稍微在某件事上與眾不同一點，便可引禍上身。我們老祖宗的智慧，便是盡量消滅自己的個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國近代史上運動來運動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懼而跟著形勢走。在中國做學問，也要依附成理；大學各系裡的老師往往都是本校本係畢業的同門，學術上以校為派。在美國學界，年輕人總想獨樹一幟，弄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來玩玩。留校教書被當做「近親結婚」而被人不齒。熱愛自由的人說起話來，當然少有顧忌而充滿個性，即使說的是科學上的術語。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讀文獻。
中國式的讀書最適合用來讀課本和考科舉。書中的每一條都是真理、因為每一條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傳下來的讀書方法是：讀書要以書為主，掌握了一個「正確」的理論體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像武俠小說裡的真功夫，都在「秘籍」裡一般。迷信理論體系，也是我們中國的特色之一。我們幾千年曾捧著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義；找到了馬列主義，便當做救國的真理；後來又去弄民族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類玄學。「現代化」便意味著當官的都要去弄文憑。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被官方奉為學科學的指南，反過來大學裡同學們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採和薩特的理論體系，把它們當作「救國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學」是被當做「真理」來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科學」是被當做「技術」的工具來看的。而「技術」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點成果，甚至是抄襲照搬引進別人的，也要和政治聯繫上、和民族的尊嚴聯繫上。
而林林總總的科學文獻中，有對的，有錯的，所以讀科學文獻，要懷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論事、和要旁敲側擊──要「不信邪」，要以「我」為主。美國的研究生課程中，讀文獻才是重頭。發展快一點的學科，如生物，研究生課程常常沒有教科書，只有文獻，甚至於像聽科學報告一樣，十幾位老師輪流傳，每個老師講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頭痛的文獻。美國教育體制似乎並不在乎給學生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在乎給學生一個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談主義，多談問題」。我因轉學生物物理而旁聽了一年的遺傳學，就是這種風格；第二年正式選課時，發現內容已經有了許多更新，文獻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師還要故意給學生指定「牛屎」文章請學生分析，讓學生上上大當，讓我們明白即使是科學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謊的地方。遇到問題，美國學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圖像」──想想已知的事實的前後順序，而不是像我們中國人那樣開始一頭紮進理論體系，或是像俄國人那樣開始解方程式。在美國，一個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項目，還要會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為什麼要做這個項目，並能放眼未來。而一個研究生如果只被動地讀導師指定的文獻，他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最多只能成為一個科學上勤勤懇懇的跟屁蟲。可惜，讀文獻的意識在我們中國留學生中並不十分強烈，許多人一說便是個人手頭的項目做得有多好，但對其它人在做什麼卻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學」不是從理論體系開始的，而是從事實和信息開始的；人與理論體系的關係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論體系、而不是像在中國那樣理論體系一直在玩人人。我這裡並不是說理論體繫在科學上不重要，而是說理論體系不應管得過寬過細，成為獨裁人的思想的東西。在西方，「真理」是被當做「科學」來看的。半個多世紀以後，我終於理解了北大老校長胡適忠告要「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苦衷。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個自由的人。
記得在北大參加「草地沙龍」時，那時北大學生對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義便是：一、要上政治課；二、晚上要熄燈；三、早晨聽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時……在美國幾年後，我對自由的理解完全變了，自由不是無法無天、隨心所欲、或是御風而游、心馳神想等等。自由包涵著義務、責任、尊嚴、尊重、法治、平等、和社會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種個人的狀態，自由其實是一種社會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覺得國內的教學是在培養科學上的奴僕門徒。那麼國內的科學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個很有天賦的同學，詒貝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