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澤東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
他在屋裡低頭沉思，來回踱步。過了一會兒又說：「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面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上海會議的情況我不清楚，但老總說的這幾句話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覺出了老總身上的細微變化。他在主持第三屆人大常委第三十次擴大會上，有這樣一段講話，要求大家認真讀馬、恩、列、斯的書，他說：「我現在沒有別的事情時，就天天讀書。今書也讀，古書也讀。今書就是毛主席的著作，古書就是馬、恩、列、斯的著作。我感到很有興趣，也勸大家讀一讀。」
一九六六年五月，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通過了「五．一六」通知，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點起了十年動亂的「文革」之火。 在這次會上，林彪作了長篇發言，蠱惑人心地大叫黨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他還在會上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同時，指名批評攻擊黨中央幾位領導人，特別點了朱老總的名，把老總不讚同他所說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說成是反對毛澤東思想。
同時，康生散佈朱老總是空頭司令，是黨外人士等流言蜚語。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和林彪在軍內的親信，也惡毒地散播「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老機會主義者」……。這年八月，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等，公開攻擊朱老總。有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劃，一個打倒朱德、批鬥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開始興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們在中南海的住所，鋪天蓋地貼滿了「打倒朱德」、「朱德滾出中南海」等內容的大字報，地上也有用石灰刷的「炮轟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大標語。朱老總看了這些大字報後說：「是我的，我承認；不是我的，誰寫的誰負責。」 月底，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在燈市西口的牆上，辟有「朱德罪行」專欄。群眾組織聯合成立了「批朱聯絡站」；他們還準備於二月十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批鬥朱老總，並讓我陪鬥。只是由於毛主席的干預，這個大會未能開成。
事情並未因此而了結。林彪一夥進而篡改歷史，他妄圖打倒朱老總，為他自己樹碑立傳，篡奪最高領導權製造口實，大肆宣傳是毛澤東、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的。在他們的脅迫下，井岡山革命紀念館陳列物說明中，竟把朱老總挑糧的扁擔，也說成是林彪的扁擔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黨的八屆十二中擴大會議上，吳法憲當面誹謗、侮辱朱老總，向他提問：你在井岡山是怎樣反對毛主席的？更為甚者，還有人一手遮天，製造了一起所謂「中國共產黨（馬列）案」，誣陷朱老總是他們虛構的這個組織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還設有常委若干人。據稱，一九六七年七月，這個組織曾秘密召開過代表大會，並成立了一個「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企圖發難、叛亂。林彪一夥下令到處追查，只是由於後來追查不出結果，而且已經露了馬腳，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當時朱老總對此淡然處之，不為所動。記得，有天我回到家裡，看見他正在看一張傳單，傳單上寫著所謂「中國共產黨（馬列）」的組成、人選等。朱老總邊看邊笑，我問他笑什麼，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這是造謠嘛，讓他們造去，將來一定會弄清楚的。
年事已高的朱老總那些年處在這種逆境下，他心情抑鬱，終日少語，當他看那些造謠、誣陷幾位老帥的大字報時，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道：「心懷叵測，心懷叵測呀！」陷入更為憤懣的沉默中……。
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朱老總依然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可是他遭到不公正的圍攻，被污蔑為「三反分子」。會上，面對這些，他曾嚴正表明，四十多年來，他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實際的。他一直堅信，只要毛澤東、周恩來在，事情總會搞清楚，堅信歷史早晚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我也未能倖免 「文化大革命」開始，我是全國婦聯領導小組的成員。一九六七年春，機關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南海的造反派來全國婦聯貼出大字報，說我攻擊江青，散佈江青的流言蜚語。大字報還說我是「走資派」等等。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下，我被揪了出來。
當時我隨同機關同志去北京大學看大字報。貼滿在北大校園各個角落牆壁上的大字報，儘是些頌揚聶元梓，炮轟工作組，打倒黑幫分子等內容。大字報還提醒人們要跟上形勢。當時，我還是努力想著要跟上形勢，惟恐跟不上被打倒，但還是出現了被打倒的事實。我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麼會是走資派呢？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心中充滿一個個的疑團。
我向朱老總述說了心中的疑慮、不安和怨憤。我說：「現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資派，往後還不知會怎麼樣呢？」他不緊不慢，頗為沉著地安慰我道：「你不要怕，走資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資派，就
都不是走資派了。形勢不會總是這樣下去的。」他還告訴我，毛主席不相信我會反對他，他還讓董老告訴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可朱老總卻要我到群眾中去接受教育。他說，群眾是講理的。
我穿著一件棉大衣，天天擠乘公共汽車到婦聯機關，打掃衛生、擦地、生爐子。幾個「走資派」在一間屋子裡寫檢查，接受群眾監督，準備隨時出席大小批鬥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多名群眾給我戴上一頂紙糊的，寫有「走資派」字樣的高帽子，讓我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資派」李寶光站在一輛大卡車上，他們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寶光！」卡車在北京市區緩行著。在到中南海西門時，「打倒康克清！」的口號聲喊得更響，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朱德妻子康克清遊街的消息。游完街回到婦聯機關後，不知怎的，我冒出一個想法：我游了街，被稱之為「走資派」，我還能回中南海的家嗎？我給中南海打了一個電話，得到同意後，我回到了中南海，警衛人員好心地對我講，不讓你出去，你堅持出去，你不出去，誰敢到中南海來找你？還是呆在中南海，不要出去了。
戚本禹秉承林彪、「四人幫」的旨意，在這年三月三十日給全國婦聯群眾組織寫信，內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眾被授權並得到支持，在經委禮堂召開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批鬥會，還對我搞了個「噴氣式」。會上，只許群眾批鬥，不准我回話。儘管我倒背雙手，低著頭，我還是開口駁斥那些不是事實的批判。在那段時間裏，不管是什麼樣的批鬥會，我只有一個信念：對自己和別人的事，都要實事求是。是我的錯，我承認；不是，我不承認。對別人的事，知道的講；不知道的，不講。事實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誰的，只要我瞭解，我也要如實予以說明。
下放從化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發布一號命令，宣布軍隊進入緊急狀態。朱老總覺察到這裡有「鬼」。他曾對我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跡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呵』。」但在「加強戰備、疏散人口」的藉口下，許多被視為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都被疏散離開北京。朱老總被指定到廣東從化。
這個決定宣布後，他需要我跟他一起走，便於隨時照料他，他也不放心我留在北京。可是，當時我的一切行動得聽從全國婦聯軍代表的指揮，沒有他們的允許，我是不能隨意行動的。我向他講了為難之處，他無奈地說：「那只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朱老總的這個要求得到周總理的支持，在他的干預交涉下，我總算和朱老總一起到了廣東從化。
十月二十日當飛機抵達廣州白雲機場後，廣州軍區負責人從機場直接「禮送」我們到從化，不讓我們進入市區。 從化是個風景優美的療養地區，有溫泉，有療養設施。這次來可不像往次，可以自由行動，做些調查。我們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廠、農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更不用說到廣州市區了。我和朱老總實際上是被軟禁了。聊可安慰的是，我與朱老總可以相依為伴，但我還是不習慣。在北京我是「自由民」。記得我曾對老總說：「在北京我是自由民，可以隨便走動，現在我只能在限定的範圍內活動，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我還滿腹牢騷地對他講：你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他們現在這樣無法無天地對待你。
朱老總卻不在意地笑笑，說：「平常我們工作忙，難得有機會休息一下。準備將來回去更好地工作。在這裡不也很好嗎？不進城，也是一樣生活。」 在那寂寞的日子裡，除了警衛員，只是我同朱老總形影相隨。孩子們遠在各地，時間越長越是不習慣。我思念戰友、同志、親人，我思念北京，更思念那些與我們同樣處在逆境中的老同志們。不久曾碧漪帶著她兩歲半的小孫女紅紅「疏散」到從化。我與她在江西蘇區時就相識，此時此地來了一位老戰友，還有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跑前跑後，為我和朱老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這時已是一九七O年的春天，我們三個大人常常帶著小紅，手提小竹籃，漫步在雨後的樹林草叢中，採摘野菜、蘑菇。大約是出於對朱老總的照顧吧，我們的伙食不時還有些魚、肉、蛋和海味。我和老總的伙食挺不錯的。而曾碧漪那裡很少有什麼葷菜，每逢此時，我或是把小紅紅叫來與我們共享，或是分一份給他們。過了一段時間，我被允許可到廣州走走
，或採購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在從化生活將近一年。一九七O年七月我與朱老總被通知回到北京。毛主席出面要朱老總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憲法。動身前，朱老總與我商量，到北京後不再回中南海住了。他說，那裡的條件雖好，但也實在不方便。搬在外面住，孩子們可以常來常往。回北京後，我們搬到萬壽路現在的住處。
朱老總人大常委的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到北京市及郊區的工廠、農村視察工作。他最關心，也最擔心的還是工農業生產。而林彪、江青一夥卻把紮紮實實抓生產的人誣為「唯生產力論」。朱老總常在家裡同一些來看望他的同志們說： 「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但實際上他們是在破壞革命生產。不勞動、不生產，能行嗎？糧食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康克清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