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資本家重新粉墨登場,充其量也只是回到20世紀50年代前的政治格局,國民黨政權基本上就是代表大資本家、豪門大戶利益的,位居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四大家族"乃是最大的豪門。毛澤東以流血漂櫓的代價一統山河,沒收官僚資本,到50年代中期幾乎將大大小小的民營資本家都消滅殆盡。半個世紀過去了,時移勢異,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權,總是要不斷地尋求自己的支持力量、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資本家--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知識精英--作為"先進文化"的代表,他們被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權勢力量選中,共同構成"三個代表"的主旋律也就順理成章的了。隨著"打天下、坐天下"這一代的紛紛凋零,除了"太子黨" 子繼父親業、孫繼祖業的不成文的世襲制,除了"學而優則仕"(自然還要加上吹拍有方,做馴順奴才,同時遇上"高人",缺一條恐怕都不行),又增加了"商而富則仕"一條出路。
中國的矛盾錯綜複雜,萬病叢生,然而歸根結底無非一個病根,根在制度也。只要千載之下依然行"秦制",焚書坑儒只是以更隱蔽、更技巧的方式繼續著,社會就不會有什麼變化,無論是"學而優則仕",還是"商而富則仕"都甩不了"人治"體制的尾巴,也就是說權力與民意無關。在無限權力主宰下的時空,深圳的"行政三分制"被主流媒體吹得天花亂墜,彷彿民主明天就要到深圳。大凡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樣"行政三分"至多只能與唐代的"三省制"相媲美。在一個皇帝、一個集團的無限權力之下,任何行政分立都與真正的相互制約無關,根本無助於社會進步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呂日周雷厲風行在山西長治推行富有濃厚人治色彩的"政務改革",才會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青天",才會讓舉國媒體趨之若狂。說穿了,就是因為中國本質上還沒有走出秦始皇時代、慈禧時代。一切都不過是週而復始的循環罷了,曾幾何時,資本家、富人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三十年河東",而今富豪大賈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臺,彷彿歷史只是繞了一個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