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01-29 20:33:00作者：黃昌勇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為了有計畫地進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訂了三年研究規劃和半年或一年的執行計畫。延安整風開始後，研究工作基本停滯，王實味所在的中國文藝研究室就現在的材料和回憶資料來看，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少。1943年5月，整風進入審干階段，中央研究院改編為中央黨校第三部。
就在中央研究院改編之前，4月1日晚王實味在延安那場「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康生下令逮捕，關押在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
王實味被捕後，毛澤東明確指出：「對王實味不要殺，中央社會部對王實味的審訊不再追究「特務」、「反黨集團成員」等莫須有的罪名，而只是在「托派」問題上動腦筋。據當時提審王實味的凌雲回憶，第一次審訊是王實味被捕不久，在棗園後溝中央社會部拘留所進行的。王實味進門後，對任何人不予理會，逕直走到掛著列寧像的牆前，深深鞠了一躬。對王實味，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採用的逼、供、信等手段及酷刑都沒採用過。提審常常變成王實味一人在那裡大發宏論。
作為提審人與材料匯總人，凌雲記得王實味自己承認參加過托派組織，在中央社會部工作過的葉成章也記得王實味的千部履歷表中填有「參加托派組織」字樣。但這些材料在中央撤離延安時被焚燬；凌雲也不否認這有王實味出於對審訊不耐煩而順口亂認的可能。
歲月如流。
與王實味一同逮捕的二百多人在此後的甄別平反中不斷離開，而他仍關押在中央社會部。
1943年夏末，包括愛潑斯坦在內的中外記者團應毛澤東之邀訪問延安，曾請求會見王實味。負責接待工作的王震應允，幾週後，王實味就被帶至記者們面前。他只是在記者面前反覆承認自己是個「托派」。
不久，國民黨利用王實味案在西安精心策劃了一場「追悼活人」的鬧劇。他們組織追悼會，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王實味等」。次年五六月，又一個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當時在國民黨中宣部任職的北大畢業生楊西昆隨團訪問，於是范文瀾任會長的「北大同學會」邀請楊西昆舉行座談會。
座談會共有二十人參加，當介紹到王實味時，楊西昆大吃一驚。王實味當場發表即席演說，大意是說，他在延安犯了錯誤，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卻說他被迫害致死了。誰無父母，誰無妻兒？要是他的親友知道了，該有多麼焦急難過？由於國民黨的封鎖，他與家人都無法通信。因此希望楊同學回去，利用工作方便，幫助說明他的真相，他將十分感激。
當時參加記者團的《新民報》記者趙超構也會見過王實味：
有一天下午，交際處通知我和國民公報記者，請我們到文協晚餐，到那邊的時候，有一個瘦長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紹過來，才知道就是王實味。這種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為我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和他交談。談《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傷他的自尊心，可是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王實味卻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談話繼續了一小時之久，我好幾次打斷他的話頭，因為我覺得這種話在說者與聽者兩方面都會感到不舒服。最後我們才慢慢談到文藝上去。我試提他過去翻譯的幾本小說，他似乎稍微發生了一點興趣，但當我勸他回到文藝崗位來，再從事翻譯工作的時候，他的情緒忽然又衝動起來，堅決地說：「不，我現在正對政治發生興趣，以後還是要參加政治工作的。」問到他最近的生活，據說還「在休養中」。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要說《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沒有留下一點創傷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王實味無論與國民黨官員或記者會談，內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王實味身患肺病有年，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確實沒有像其他犯人那樣養豬、種菜、紡線、進行勞動改造，或許他對趙超構所言的「在休養中」也是實情。然而他不斷訴說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務」，但是在四十年代談托色變的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談何容易。
1946年，對王實味重新審查的結論仍是：「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拉開序幕。「托派分子」王實味沒有遇到特赦的幸運，他也得離開延安，與中央機關一起向黃河以北撤退。
春寒料峭。春的訊息還沒到來，滿樹黃葉飄飛，滿地枯草焦黃。誰也料想不到王實味這一程竟是踏向死亡的人生隧道。
4月16日，王實味與兩名中央社會部押送人員一道到達了目的地－－設在興縣城郊的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
到看守所後，押送人員告知王實味是中央社會部的犯人，隨後又留下一份1946年關於王實味的甄別材料、一份王實味在押送途中的表現記錄情況就走了。
晚上，收押登記時，王實味對看守所的工作人員說：「我是犯了錯誤，我犯了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上的二、五條，即不能擁護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所以改名王二五。但，我決不是托派。」
當工作人員告訴他這裡是看守所時，王實味仍侃侃而談，他說：
「我向記者承認自己是托派，是被迫的，是自我犧牲。」
對王實味這些言論，看守所的工作人員找他談過兩次話，要他好好改造，不要翻案。之後，王實味又寫出材料，承認自己的托派問題，他還寫信給甘露和譚政文等，要求工作。
不久，國民黨軍隊進一步進逼。作為晉綏根據地中心的興縣地區遭到轟炸。
6月12日，王實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彈襲擊，看守所需要轉移。晉綏公安總局於次日給中央社會部寫了一份報告，請示對王實味的處置辦法。這份寫給中央社會部的報告，根據中央社會部押送人員此前的交待及王實味的表現，提出請示；
我處審訊科昨日被蔣機轟炸，急於搬家，對王實味究應如何處置，望速來信告知！
報告被快速送往距興縣六十公里的臨縣中央社會部駐地，很快被批回，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
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提出，砍殺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
次日，審訊科將執行情況向總局作了匯報，同日，晉綏公安總局也向上級作了一份書面報告，其中寫道：
………根據王實味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後，我們於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
今生今世，山河歲月。
王實味就這樣結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歷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劉瑩看到了弄請王實味問題的希望，1979年盛夏，73歲的劉瑩隻身來到北京，向黨申訴。
從1979年到京城上訪，轉眼間又是十年，劉瑩老人雙鬢已滿是白髮，生命已至暮年，老人一定要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她也堅信，歷史的陳案，今天都會一步步得到澄清。
她只有不斷地上訴，耐心地等待。
1990年4月，公安部兩位同志風塵僕僕趕到車城（湖北十堰），他們帶來一份平反決定的初擬稿，徵求家屬的意見。
12月的一天，天上細雨紛紛，兒子王旭楓所在的二汽四十九廠領導派一輛小車將劉瑩及家人接到廠部。
這裡坐滿了人等待他們到來，公安部的二位同志和湖北公安廳、十堰市公安局領導，二汽領導都已在座。
公安部同志向人們宣布為王實味平反的決定。
劉瑩老人平靜地聽著，似乎歲月的滄桑已磨平了她對敵人的情感，只是年已五十五歲的兒子止不住流下眼淚，他說這是他一家人最快樂的日子……
就在中央研究院改編之前，4月1日晚王實味在延安那場「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康生下令逮捕，關押在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
王實味被捕後，毛澤東明確指出：「對王實味不要殺，中央社會部對王實味的審訊不再追究「特務」、「反黨集團成員」等莫須有的罪名，而只是在「托派」問題上動腦筋。據當時提審王實味的凌雲回憶，第一次審訊是王實味被捕不久，在棗園後溝中央社會部拘留所進行的。王實味進門後，對任何人不予理會，逕直走到掛著列寧像的牆前，深深鞠了一躬。對王實味，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採用的逼、供、信等手段及酷刑都沒採用過。提審常常變成王實味一人在那裡大發宏論。
作為提審人與材料匯總人，凌雲記得王實味自己承認參加過托派組織，在中央社會部工作過的葉成章也記得王實味的千部履歷表中填有「參加托派組織」字樣。但這些材料在中央撤離延安時被焚燬；凌雲也不否認這有王實味出於對審訊不耐煩而順口亂認的可能。
歲月如流。
與王實味一同逮捕的二百多人在此後的甄別平反中不斷離開，而他仍關押在中央社會部。
1943年夏末，包括愛潑斯坦在內的中外記者團應毛澤東之邀訪問延安，曾請求會見王實味。負責接待工作的王震應允，幾週後，王實味就被帶至記者們面前。他只是在記者面前反覆承認自己是個「托派」。
不久，國民黨利用王實味案在西安精心策劃了一場「追悼活人」的鬧劇。他們組織追悼會，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王實味等」。次年五六月，又一個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當時在國民黨中宣部任職的北大畢業生楊西昆隨團訪問，於是范文瀾任會長的「北大同學會」邀請楊西昆舉行座談會。
座談會共有二十人參加，當介紹到王實味時，楊西昆大吃一驚。王實味當場發表即席演說，大意是說，他在延安犯了錯誤，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卻說他被迫害致死了。誰無父母，誰無妻兒？要是他的親友知道了，該有多麼焦急難過？由於國民黨的封鎖，他與家人都無法通信。因此希望楊同學回去，利用工作方便，幫助說明他的真相，他將十分感激。
當時參加記者團的《新民報》記者趙超構也會見過王實味：
有一天下午，交際處通知我和國民公報記者，請我們到文協晚餐，到那邊的時候，有一個瘦長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紹過來，才知道就是王實味。這種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為我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和他交談。談《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傷他的自尊心，可是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王實味卻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談話繼續了一小時之久，我好幾次打斷他的話頭，因為我覺得這種話在說者與聽者兩方面都會感到不舒服。最後我們才慢慢談到文藝上去。我試提他過去翻譯的幾本小說，他似乎稍微發生了一點興趣，但當我勸他回到文藝崗位來，再從事翻譯工作的時候，他的情緒忽然又衝動起來，堅決地說：「不，我現在正對政治發生興趣，以後還是要參加政治工作的。」問到他最近的生活，據說還「在休養中」。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要說《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沒有留下一點創傷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王實味無論與國民黨官員或記者會談，內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王實味身患肺病有年，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確實沒有像其他犯人那樣養豬、種菜、紡線、進行勞動改造，或許他對趙超構所言的「在休養中」也是實情。然而他不斷訴說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務」，但是在四十年代談托色變的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談何容易。
1946年，對王實味重新審查的結論仍是：「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拉開序幕。「托派分子」王實味沒有遇到特赦的幸運，他也得離開延安，與中央機關一起向黃河以北撤退。
春寒料峭。春的訊息還沒到來，滿樹黃葉飄飛，滿地枯草焦黃。誰也料想不到王實味這一程竟是踏向死亡的人生隧道。
4月16日，王實味與兩名中央社會部押送人員一道到達了目的地－－設在興縣城郊的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
到看守所後，押送人員告知王實味是中央社會部的犯人，隨後又留下一份1946年關於王實味的甄別材料、一份王實味在押送途中的表現記錄情況就走了。
晚上，收押登記時，王實味對看守所的工作人員說：「我是犯了錯誤，我犯了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上的二、五條，即不能擁護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所以改名王二五。但，我決不是托派。」
當工作人員告訴他這裡是看守所時，王實味仍侃侃而談，他說：
「我向記者承認自己是托派，是被迫的，是自我犧牲。」
對王實味這些言論，看守所的工作人員找他談過兩次話，要他好好改造，不要翻案。之後，王實味又寫出材料，承認自己的托派問題，他還寫信給甘露和譚政文等，要求工作。
不久，國民黨軍隊進一步進逼。作為晉綏根據地中心的興縣地區遭到轟炸。
6月12日，王實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彈襲擊，看守所需要轉移。晉綏公安總局於次日給中央社會部寫了一份報告，請示對王實味的處置辦法。這份寫給中央社會部的報告，根據中央社會部押送人員此前的交待及王實味的表現，提出請示；
我處審訊科昨日被蔣機轟炸，急於搬家，對王實味究應如何處置，望速來信告知！
報告被快速送往距興縣六十公里的臨縣中央社會部駐地，很快被批回，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
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提出，砍殺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
次日，審訊科將執行情況向總局作了匯報，同日，晉綏公安總局也向上級作了一份書面報告，其中寫道：
………根據王實味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後，我們於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
今生今世，山河歲月。
王實味就這樣結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歷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劉瑩看到了弄請王實味問題的希望，1979年盛夏，73歲的劉瑩隻身來到北京，向黨申訴。
從1979年到京城上訪，轉眼間又是十年，劉瑩老人雙鬢已滿是白髮，生命已至暮年，老人一定要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她也堅信，歷史的陳案，今天都會一步步得到澄清。
她只有不斷地上訴，耐心地等待。
1990年4月，公安部兩位同志風塵僕僕趕到車城（湖北十堰），他們帶來一份平反決定的初擬稿，徵求家屬的意見。
12月的一天，天上細雨紛紛，兒子王旭楓所在的二汽四十九廠領導派一輛小車將劉瑩及家人接到廠部。
這裡坐滿了人等待他們到來，公安部的二位同志和湖北公安廳、十堰市公安局領導，二汽領導都已在座。
公安部同志向人們宣布為王實味平反的決定。
劉瑩老人平靜地聽著，似乎歲月的滄桑已磨平了她對敵人的情感，只是年已五十五歲的兒子止不住流下眼淚，他說這是他一家人最快樂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