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六日，廣州市市長林樹森在記者會上批評香港有人 「唯恐天下不亂，別有用心地散發廣州與香港為了爭奪金融市場、鬥個你死我活的言論」。林樹森還未講完，台下突然有記者大聲插問林樹森指的是甚麼人，林樹森馬上厲聲斥責這名來自香港的記者說:「 現在論不到你發言，好不好？你別把你香港傳媒的那種做法拿到這裡，這裡是省政府的迎賓廳，請你等一下，好不好。我現在未回答完，你提問還要主持人叫你，你別插話！」
這位提問的記者就是香港有線電視臺的記者張寶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她在北京就江澤民挺董言論提出是否「欽點」的問題也惹怒江澤民，在大廳裡來回三轉教訓她和香港記者，成為國際醜聞。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到改革開放，中共官員才正式同香港記者打交道。中共領導人和官員在香港記者面前一共發了五次火，簡述如下：
一，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在北京出席人大和政協的香港成員前，強調要在香港駐軍，並且大罵不主張駐軍的人大副委員長耿飆和黃華「胡說八道」，鄧小平高度亢奮，滔滔不絕，引起全場震驚。在場香港區的人民代表中的「老大」、《大公報》社長費彞民坐立不安、面如土色，想制止又不敢。費彞民於一九九八年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不知道是否同這次的刺激有關？鄧小平罵完後，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出來要香港記者別發這個消息，但是已經來不及，電臺、電視已經播出，股市暴跌。
二，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香港無線電視記者廖忠平在巴黎採訪正在法國訪問的總理朱鎔基，當時「無疆界記者」在場散發要求釋放被迫害的中國記者高瑜的傳單。廖忠平遂向朱鎔基提問對此有何感想。當時在場的中國駐巴黎大使館一等秘書蘇旭立刻訓斥廖忠平說：「你不應問這種問題，我嚴肅的告訴你，這不是你該問的問題，你知道嗎？－－如果你再這樣的話，往後我們就斷絕和你的一切合作。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原來記者提問要先得到官員批准哪些可以問，哪些不可以提，暴露出中共把記者當成「工具」的心態。
三，二○○○年四月十二日，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在出席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座談會時，警告香港傳媒在處理有關台獨言論時，不得當作一般新聞報導，應以國家統一為重。王鳳超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有線電視陳潤芝在三月二十九日訪問了新當選臺灣副總統的呂秀蓮。被指鼓吹台獨。中共給香港媒體制定的底線，對台獨只可報導不可鼓吹，但是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報導」和「鼓吹」的界線在哪裡。
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江澤民在北京接見前來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江澤民在記者面前表示「挺董」之意，而且不但現在挺，也挺董連任第二屆特首。香港有線電視記者張寶華就問這不是「欽點」嗎？於是江澤民立刻大發作，責香港記者too young（太年輕）， too symple（太簡單）， sometimesnaive(有時太幼稚)， I am angry（我憤怒了）。江澤民還恐嚇：「在宣傳上，將來如果你們報導上有偏差，你們要負責任。」這也是把記者當工具、當奴僕的心態。
至於香港一批親共人士每年要圍攻一番香港電臺，已經是家常便飯，而且他們只是「嘍囉」的身份，在此就不贅述了。
綜觀中共官員的五次怒火，表明香港地位的沉淪，記者也被拖累。
第一次，鄧主任發火，挨罵的不是香港記者，而是中共官員。那時香港還沒有「回歸」，「一國兩制」唱得還很好聽。那一陣，趙紫陽也說過害怕香港記者之類的話。那是香港記者風光的時候。
第二次，香港「回歸」了，廖忠平的訪問是跟隨中國記者團，他沒有被同化而堅持香港的一套，因此被中共駐外官員訓斥。這是香港記者第一次被中共官員當場訓斥。後來北京還解釋一番，香港人認為是「認錯」，至少是一場誤會，大概官員沒有搞清廖忠平的香港身份吧？那時香港回歸不到一年，還在唱「五十年不變」。
第三次，事關「台獨」的敏感問題，而且中聯辦是香港的「太上皇」，由太上皇來訓斥屬下，在中國是等閑事。但也?明香港已經墮入中國的陷阱裡。
第四次，江澤民是中國的「最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江老爺子只是興奮劑多吃了一些，擺老資格胡說一番倒也算了。何況不久在文萊開會時，他扮演戲子的變臉絕技，和顏悅色接見香港記者，企圖補回負面影響。
第五次，是最不幸的一次。原因是林樹森不是香港的上級，香港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比廣東高，更比廣州市高，但是香港記者可以隨意受地方官這樣糟蹋，情何以堪？而特區政府對這個事件也絲毫沒有表態，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更是失職。這個開頭，將是香港記者一連串惡夢的開始，以後中國大陸的任何地方官員，只要認為香港記者不聽話或有什麼不對，就可以任意訓斥。也許，這也是董建華所求之不得的。董建華對記者本來就惱火，礙於香港新聞自由的傳統，他不便發作，由?地的同僚代他出氣，是借刀殺人的妙計啊。
香港回歸才不到六年，沉淪到如此地步，自我作賤的董建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表明「五十年不變」的虛偽。香港的傳媒被迫要淪落到同大陸一樣的命運，表明香港昔日的光輝已經一去不復還了。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