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先生的文章有意忽視了三個立論的邏輯前提。
一是他說新聞記者因為要搶時間發新聞，不可能在第一時間進行大量的調查後再發稿。這是因為他或許沒當過記者，或許當過但忽視了記者的職業倫理之第一要素就是講求事實的準確。連事實都沒弄清，發什麼新聞？如果汗青先生是沒做過記者，可以對他不懂記者行業的基本道德表示理解；如果是後者，請汗青先生還是先瞭解一下記者的行規（當然不是中國媒體服從黨的需要可以任意製造謊言那種「黨的喉舌」行規）。
二是他似乎有意沒記住當時大學生們找過媒體領導，要求對消息進行更正，而「有關方面」不理睬學生們的要求這一事實；
三是他似乎有意沒記住中國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國家，社會各階層都沒有任何由政府「恩准」的「合法」利益訴求管道，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農民沒有自己的農會，學生沒有自己的學生會。如有之，那也是黨的機構的延伸，任何時候都是看黨的臉色行事的，代表不了這些群體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任何公眾，如果遇到冤屈無法伸的時候，除了寄希望於黨和政府之外，沒有別的選擇。而可惜的是，黨與政府常常讓中國公眾失望。
任何社會的政治都可以概括為三種形式：圓桌政治、街頭政治和黑夜政治。中國現階段沒有議會式的圓桌政治，任何一個群體要進行抗爭，也不能「合法」地採用集會遊行這種「街頭政治」，因為「六四」以後，任何集會都成為不合法的。即使有某一社會群體敢於冒「法」而抗爭，那也很容易被法院以「破壞社會治安」「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繩之於「法」，例子很多，遠的有「六四」，近的有中國東北遼陽工人領袖姚福信等人，無一不是中國政府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嚴厲懲治。在利益訴求管道被中國政府有意堵塞的前提下，中國公眾唯一的表達方式就是「黑夜政治」，即採用犯罪的形式爭取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多年以來刑事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
汗青先生有意在此「搗漿糊」，輕輕放過了記者的錯失不予置評，反而聲色俱厲地認為要對大學生「破壞交通」進行嚴懲，這一邏輯正好與共產黨政府現在的政治邏輯一樣：每逢有報導社會陰暗面的文章，受懲的不是製造社會陰暗的貪官污吏，而是揭露貪官污吏的記者，因為是他們「暴露」了社會陰暗面，破壞了社會穩定。就在近幾天，這一政治邏輯又在中國得到了最好的實踐：中國南方大量民工在多方向政府申訴，討要血汗工資沒有著落的情況下，不得已聚在一起集會。而此時公安部門立即表現了高效率，將民工以「破壞社會治安罪」進行懲治。不過與汗青先生不一樣的是，《南方都市報》等報紙沒有再在處於弱勢狀態狀態的民工身上插一刀，而是對民工們進行了道義聲援。
即以汗青先生自己以為抓住「要害」並大張撻伐的大學生「天之驕子」心態，筆者以為也失之偏頗。筆者是七十年代末進入大學的大學生，那時社會確實視大學生為「天之驕子」，但時過境遷，現在的大學生們經過十多年拼博，全家節衣縮食供其上學，畢業後連就業都困難，這是有大量數據可以為證的事實。中國在校大學生們，不少人對前途惶恐，在畢業前的一年內就飲食難安，不知自己能不能找到一個飯碗，哪裡還有什麼「天之驕子」心態？
筆者不否認合肥學運有大學生的心態起作用，但那不是天之驕子心態，而是對社會現實嚴重不滿的心態。前一向北京有學生為了伙食問題鬧事，原因也在於此。風起於青萍之末，我們經歷過80年代學運的人，難道會忘了83年學運開始的原因也只是區區食堂的伙食問題？汗青先生筆鋒如刀，可惜那刀鋒所向不是地方，砍的是要求申張正義的弱者，而不是製造了無數社會不公與黑暗的中國政府。
